高的‘高价值目标’——通常是那些意志坚定、逻辑清晰、社会经验丰富或拥有较强道德信念的潜在受害者。第七组的工作就是分析这些目标的‘认知防御体系’，设计最精准的‘突破口’和‘转化路径’。”
程俊杰问道：“他们具体怎么做？”
“他们会获得目标尽可能详细的背景资料，然后进行‘认知建模’。”鲍玉佳努力回忆着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会议片段，“小组围坐，在白板（后来是电子屏）上拆解目标的价值观、人际关系、财务状况、性格弱点、知识盲区、情感依恋一切都被图表化、公式化。他们会争论某个道德观念在目标价值排序中的‘权重’，评估某段亲情纽带在压力下的‘弹性系数’，计算引入某个‘更高理念’（如家族荣誉、社会责任）进行框架置换的‘成功概率’和‘潜在风险’。”
孙鹏飞记录着：“彻底的理性分析，对象是人。”
“是的。危暐要求他们摒弃所有‘共情干扰’，完全从‘效率’和‘控制’的角度思考。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分析一个目标是虔诚的环保主义者。常规诈骗手段很难打动。第七组讨论后，设计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方案：先伪造一份某跨国企业秘密污染环境的‘内部文件’，通过精心设计的‘偶然’渠道让目标‘发现’；然后安排冒充的‘内部举报人’与目标接触，声称需要资金支持进行秘密调查和诉讼；同时，在目标的社交圈里植入‘怀疑论者’，质疑其行动的有效性，激发其‘证明自己’的斗志；最后，再提供一个看似能‘一举揭露真相、拯救环境’但需要大笔‘活动经费’的‘终极机会’”鲍玉佳顿了一下，“整个方案环环相扣，利用了目标的信念、正义感、孤独感、甚至好胜心。他们在白板上推演每一步的心理变化和应对策略，就像在下棋，只不过棋子是活人的情感和信仰。”
梁露感到一阵恶心：“这这比单纯的欺骗更可怕。这是在系统地‘解构’和‘重构’一个人。”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鲍玉佳的声音更低了，“最可怕的是第七组内部的氛围，以及他们的‘成果’。”
（三）效率的代价：单元内部的“进化”
为了追求绝对的“效率”和“可控”，危暐在第七组内部推行了一套极其严苛的“绩效评估”和“认知管理”制度。
“小组内部有严格的kpi：目标转化率、平均转化周期、资金榨取率、目标后续‘忠诚度’（指是否可能醒悟或报警）所有指标都被量化。每周例会，每个人都要复盘自己的‘案例’，接受其他人的‘逻辑挑刺’和‘优化建议’。失败或低效，会被严厉批评，甚至面临惩罚——不是体罚，而是更精密的‘认知惩罚’，比如被强制分析自己的失败源于何种‘情感弱点’或‘逻辑谬误’，并要求当众提出改进方案。”鲍玉佳回忆道，“在这种压力下，小组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扭曲的竞争和‘互相优化’关系。他们分享‘技术’，但也互相提防，因为任何人的‘不理性’或‘低效’都可能影响整个组的绩效，进而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安全。”
曹荣荣敏锐地指出：“这制造了一种‘群体性认知内卷’。每个人都拼命让自己变得更‘理性’、更‘无情’、更‘高效’，以符合危暐设定的标准，并在小组内存活下去。这实际上是在系统地磨灭残存的人性。”
“是的。”鲍玉佳点头，“我见过一个原本还有些许犹豫的新成员，在三个月后，已经能面无表情地分析如何利用一个癌症晚期病人的求生欲和对家人的愧疚感，榨取其最后一点养老金。他的眼神空了。不是疯狂，是空洞的‘高效’。他把那叫做‘专业’。”
更令人不安的是“成果”的应用。第七组设计的“最优诈骗流程”一旦验证有效，会被迅速拆解成标准化模块，录入“黑皮书”的升级版，并下发给其他普通诈骗小组学习使用。同时，第七组中表现最“优异”、最“理性”的成员，有时会被抽调出去，担任其他小组的“培训师”或“督导”，将这种极端理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扩散到园区的更广范围。
“危暐曾得意地说，第七组是他的‘认知武器研发中心’和‘精英种子库’。”鲍玉佳说，“他不仅仅是在诈骗，他是在尝试建立一套基于绝对理性计算和高效控制的‘新型社会关系模型’，而kk园区就是他野蛮生长的试验田。第七组，就是这套模型里第一批‘完美适配’的‘新人’。”
沈舟联想到当前的“逻辑瘟疫”，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所以，‘镜渊’现在做的，就是试图在更广阔的网络空间，复制这种‘绝对理性’的认知模板，培养更多自发遵循这种思维的‘新人’？它想引发的不是混乱，而是一种冰冷的、高效的、去人性化的‘秩序’？”
“而且这种‘秩序’具有强大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孙鹏飞补充，“它会将任何不遵循其逻辑的事物视为‘低效’、‘非理性’、需要被‘优化’或‘清除’的障碍。这本质上是将人工具化的极致，是‘危暐模式’的社会化升级。”
（四）“模范”的裂痕：未被磨灭的微光
然而，即使在第七组那样极端的环境里，鲍玉佳也并非没有观察到“裂痕”和“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