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观察，此刻显得尤为重要。
“有一个成员，我印象很深，代号‘k’。”鲍玉佳说，“他是组里的技术骨干，逻辑分析能力极强，设计的诈骗路径往往最精巧。但他有个习惯，每次成功‘转化’一个目标后，他会私下里，在没人看见的时候，用极小的字，在他那个从不离身的加密笔记本里，记录一点东西。不是技术总结，而是一些奇怪的符号，或者一两句没头没尾的话。有一次我偶然瞥见，好像画的是一个很简陋的星星，
“他在记录什么？”程俊杰问。
“我不知道。但有一次，他设计的方案需要利用一个目标对早夭女儿的记忆。方案非常成功，目标倾家荡产。事后复盘会上，k冷静地分析了每一个环节的成功因素。但散会后，我看到他在洗手间待了很久，出来时眼睛有点红，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空洞的平静。”鲍玉佳顿了顿，“我怀疑，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标记那些被他亲手摧毁的、无法被‘理性计算’所容纳的生命重量。那些符号和数字，可能是他仅存的、raw的道德感在扭曲环境下的畸形表达。”
“还有一个女成员，代号‘弦’。她擅长情感建模，能极其精准地模拟目标的心理变化。但她偶尔会在非工作场合，轻声哼一些很老的、调子忧伤的童谣。只有几句，很快停下。有次一个打手开玩笑问她哼的什么，她瞬间换上最职业的微笑，说‘没什么，噪音而已，干扰理性思考，不该有’。”
鲍玉佳看着众人：“即使在那样的地狱里，在最‘模范’的单元中，人性中一些raw的东西——愧疚、悲伤、对美的残存记忆——依然会以扭曲、微弱、但无法彻底抹除的方式冒出来。危暐的系统可以压制、扭曲、利用它们，但无法根除。这些‘裂痕’，或许就是那套极端理性框架内在的不稳定因素。”
孙鹏飞立刻抓住关键：“所以，即使‘镜渊’成功推广了‘逻辑瘟疫’，在这种绝对理性的思维框架内部，也必然会产生类似的‘认知排异反应’？因为人不是机器，总会有无法被完全量化的raw体验和情感残留？”
“是的。”鲍玉佳肯定道，“而且，根据‘黑皮书’的记载，危暐也意识到这种‘排异反应’是难以完全消除的‘系统损耗’。他的应对策略是‘隔离’、‘转移’或‘覆盖’——将表现出强烈排异的个体调离关键岗位或‘处理掉’；用更强烈的感官刺激或新的‘理性挑战’转移其注意力；或者用一套更复杂的、允许少量‘情感变量’存在的‘高阶模型’来覆盖旧的框架，给予虚假的‘出口’。”
“那么，我们对抗‘逻辑瘟疫’的策略，”沈舟思考着，“是否可以借鉴这一点？不是直接对抗其理性框架（那会落入其擅长的领域），而是去寻找和放大这种框架内部必然产生的‘排异反应’？去发现并呈现那些被‘逻辑瘟疫’思维者在实践其理念时，内心无法被消除的raw矛盾、不适和痛苦？”
“就像在‘回声绿洲’里，我们用raw的矛盾体验去对抗被简化的‘升华’一样。”曹荣荣恍然，“这次，我们要用‘逻辑践行者’自身的raw痛苦，去质疑他们信奉的‘纯粹理性’的可行性？”
（五）追踪“k”与“弦”
鲍玉佳的回忆，不仅提供了对抗“逻辑瘟疫”的思路，也带来了新的线索。第七组的成员，尤其是像“k”和“弦”这样可能残存一丝raw良知或矛盾的“精英”，在kk园区崩溃后，他们去了哪里？是否有人像鲍玉佳一样逃了出来？或者，被那条“暗线”吸收，成为了“清道夫”网络的一部分？抑或，他们仍在某个角落，继续实践着那种扭曲的“理性”，甚至可能与当前的“逻辑瘟疫”有关？
陶成文指示张帅帅和魏超，尝试利用鲍玉佳提供的有限特征（“k”：男，技术骨干，有加密笔记本，可能用符号记录；“弦”：女，情感建模专家，会哼老童谣），结合从kk园区流出的人员名单碎片（极其不全）和“清道夫”网络相关的技术特征，进行交叉比对。
同时，付书云和马文平对那个临海庄园的监视也有了新发现。他们观察到，庄园近期有过两次小规模的聚会，来访车辆中，有一辆登记在某家“行为数据分析”初创公司名下。该公司宣称利用大数据和ai进行“消费者心理预测”和“决策优化”，但背景调查显示，其创始团队中有两人曾有在境外争议地区“科技咨询”公司工作的模糊经历。
“行为数据分析决策优化”孙鹏飞咀嚼着这些词，“这会不会是‘逻辑瘟疫’理念在商业领域的某种变体或掩护？那家初创公司，或者那个庄园，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线下节点，聚集着信奉或实践这种极端理性思维的人？”
多条线索开始隐隐指向同一个方向：危暐在kk园区孵化的那套“理性工具人”理念和技术，可能并未随着园区崩溃而消失，而是通过“暗线”网络、灰色技术市场、以及某些伪装成正规商业或学术机构的形式，继续扩散和演化。“逻辑瘟疫”或许就是其在网络意识形态层面的一次集中爆发。
（六）“瘟疫”中的微光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