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八三年的秋天，合作社刚刚有了点模样。
头一年，王三强带着栓子、小李，用老赵头凑的钱买了烘干机、切片机和封口机，在自家院子里办了全屯第一个山货加工点。黄芪烘干了，党参切了片，松子去了壳，一袋一袋封好口，贴上“兴安屯山货”的标签。虽然卖得不多，可好歹有了回头客。老郑说：“你们的东西，比那些二道贩子的强，干净、实在。”
王三强蹲在院子里，把最后一批货装进麻袋。这一批是黄芪、党参、刺五加，还有二十斤干蘑菇，是给大连那个老陈准备的。他拍了电报，把货的品名、数量、价格报过去。老陈回电报说：“货到付款，来大连面谈。”
“三强，你真要去大连？”覃晓敏站在灶间门口，围裙上沾着面，手里攥着锅铲。大丫刚满周岁，会走了，扶着门框晃晃悠悠地走过来，抓着王三强的裤腿。
“去。”王三强把大丫抱起来，掂了掂，“俺去看一眼就回来。”他把大丫举高了，孩子咯咯笑，口水滴在他脸上，他也不擦，“晓敏，俺走了，家里交给你了。”
覃晓敏没说话，从灶间端出两个热乎乎的杂面馒头，用屉布包好，塞进他挎包里。“路上吃。”
王三强扛着麻袋走到县城，又从县城搭长途汽车到省城。汽车颠簸了六个多时辰，到省城时天已经黑了。他在车站蹲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去买火车票。售票窗口前排着长队，他挤了半天才挤到窗口：“一张去大连的票，硬座。”售票员说：“五块六。”王三强把五块六毛钱递进去，接过那张硬纸板车票，车票是淡蓝色的，上头印着“沈阳—大连”和发车时间。他把车票攥在手心里，攥得出了汗。
火车是下午的。王三强在候车室里等了四个时辰，看着人来人往，扛着大包小包的，操着各种口音。他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把挎包抱在怀里，里面装着那包屉布裹着的馒头和一张写着老陈地址的纸条。
火车来了。王三强挤上车，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里站着、坐着、蹲着的都有，连厕所门口都蹲着人。他好不容易找到座位，靠窗，对面坐着一对年轻夫妻，抱着孩子。孩子哭了一路，他也没嫌吵，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心里想着那片没见过的大海。
火车开了七个多时辰。半夜的时候，车厢里安静下来了，大多数人都睡着了，有人在打呼噜，有人把脑袋靠在邻座肩上。王三强没睡，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听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
天快亮时，火车慢下来了，广播响了：“各位旅客，大连站就要到了。”
王三强睁开眼，扒着车窗往外看——他看见了海，远远的，在晨雾里一片灰蓝色，和天空融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他愣住了，看了很久，直到火车进站，停稳了，他才站起来，扛着麻袋，跟着人流下了车。
王三强站在出站口，扛着麻袋，看着眼前的城市——楼比省城高，路比省城宽，街上的人穿着时髦，有穿西装的，有穿裙子的，有骑自行车的，有开小汽车的。空气里有一股咸腥味，跟他闻惯了的松脂和泥土味不一样。他深深吸了一口，那股咸味钻进肺里，又腥又凉。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穿着一件旧蓝布棉袄，补丁摞补丁，裤子短了一截，吊在脚踝上面，脚上一双解放鞋，沾满了泥，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他站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然后从兜里掏出那张纸条，上头是老陈的地址——大连市西岗区xx路xx号。他找路人问了路，走了大约小半个时辰，找到了老陈的门市。门市不大，一间铺面，门口挂着块木牌子——“海山特产商行”。王三强推门进去，老陈正蹲在柜台后头整理货架，抬头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王主任！你可算来了！俺还寻思你走丢了！快进屋！”老陈放下手里的活，几步迎上来，攥着他的手，“俺以为你得过两天才到，咋这么快？坐了一宿火车？”
“嗯。”王三强把麻袋从肩上卸下来，“货带来了，你看看。”
老陈解开麻袋，把黄芪、党参、刺五加、干蘑菇一样一样拿出来，一样一样看。“不错，比上次的还好。”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走，俺先带你吃饭，吃完饭再说货的事。”
“陈老板，俺不饿。”
“你不饿俺饿！”老陈拉着他就往外走，“俺带你去吃海鲜，你头一回来大连，得尝尝海味儿。”
老陈带王三强去的是一家小店，开在海边一条巷子里，店面不大，门口支着一口大铁锅，锅里煮着贝壳，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老陈跟老板很熟，一进门就喊：“老孙，来客了，把你们拿手的都端上来！”
老孙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围着条白围裙，笑着应了一声：“好嘞！”
菜很快上来了——一盆清煮蛤蜊、一碟辣炒蛏子、一盘清蒸扇贝、一锅海鲜疙瘩汤。王三强看着桌上的菜，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蛤蜊还带着壳，蛏子也带着壳，扇贝更是圆乎乎的，像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