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嘛，按照逐渐完善的学业制度，硕士两年半到三年是常态，提前毕业，尤其是提前这么多，没有过硬的理由和成绩，是难得，也不好办。”
朱冬润先生在一旁抚须微笑，接过话头，语气带着笃定的自豪：“振云，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成军这一年来发表的成果，尤其是年底那理论四连炸”，其学术分量和影响力，抵得上多少篇寻常毕业论文？这是特殊情况，学校理应特殊考虑，给予支持。”
李校长点点头，笑容却有些复杂：“朱老，您的眼光和爱才之心，学校上下谁不知道？能留下成军同志这样的学术瑰宝，您是第一功臣。只是————”
他转向许成军，语气坦诚，“成军啊，不瞒你说，你申请提前毕业这事，在学校内部，确实引起了不小的风波，甚至可以说是争论。”
许成军应声称是。
此前已从章培横那里听到些风声。
在他那几篇石破天惊的理论文章问世之前，反对声浪尤其高涨。
一个二十二岁的硕士生，入学才一年多就想提前毕业？
复旦历史上虽有先例，但在学业管理制度日趋规范、强调按部就班培养的八十年代初，这无疑是打破常规的“冒进”。
不少校领导、甚至一些学科负责人明确反对，认为这会扰乱教程秩序，助长浮躁风气，更担心许成军是否真的具备了扎实的、系统性的学术训练，而非仅仅靠灵光一现。
即便在他“理论四连炸”之后，质疑声被压下去不少，但反对者依然存在。
他们或许承认许成军的才华和影响力，但坚持认为学术成长需要时间沉淀，过早“毕业”不利于其长远发展，也担心此例一开，后续难以管理。
当时，面对激烈的争议，正是这位李校长在关键会议上，力排众议，说了一段后来在复旦高层小范围流传的话：“争论的焦点，无非是该不该”、合不合规矩”。那我们换个问法：如果不让许成军提前毕业，我们复旦，准备教他什么？谁能站出来，拍着胸脯说，自己的课、自己的研究领域，还能给现在的许成军带来实质性的、他尚未掌握的提升？”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朱冬润先生的门生，古典文学和文论的基本功自不必说；
而许成军自己构建的那套理论框架，已然横跨文学史、文艺理论、社会学、美学多个领域，其视野和思维深度，很多教授都自叹弗如。
李校长接着缓缓道，语气平和却字字千钧：“再者，如果我们因为规矩”卡着他，让他觉得不痛快，觉得束缚了手脚————我听说，北大那边，可是有人放话出来，只要许成军愿意过去，副教授的职位虚席以待。这话是真是假暂且不论，但传达的信号很清楚：人才是流动的，尤其是顶尖人才。今天，是我们复旦发现了这块朴玉，并初步雕琢出了光彩。如果因为我们自己的保守和尤豫，把他推给了别人————在座的各位，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谁又愿意在复旦的校史、甚至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一个因循守旧、逼走天才”的名声？”
这话问得极其厉害，也极其现实。
反对者可以质疑程序，可以争论利弊，但没人敢拍板说“我们就是不要许成军”，更没人敢承担“逼走一个已显大师之相、未来不可限量学术新星”的历史责任。
许成军引发的全国性思想论战和理论构建，已经证明他绝非池中之物。
他的去留，某种程度上已超出了单纯的学籍管理问题，牵涉到学校的声誉、未来的学术格局，乃至更微妙的东西。
无人敢应声。
最终，在朱冬润先生的坚决支持和李校长的强力推动下，校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允许许成军提前进行毕业答辩的决议，但要求其必须完成所有规定的课程学分，并提交一份高质量的、具有总结性和前瞻性的毕业论文，接受最严格的答辩程序。
此刻，李校长看着眼前沉静平和的年轻人，心中感慨。
就是这个年轻人，搅动了学界风云，也让堂堂复旦为他是否毕业而反复权衡。
“所以啊，成军，”
李校长语重心长，“学校是顶着压力，为你开了绿灯。但这盏灯能亮多久，路最终能走多宽，还得靠你自己接下来的表现。毕业论文，是关键中的关键。它不仅是你硕士学业的总结，更是向所有关注你、期待你、甚至审视你的人，展示你学术体系完整性、思维成熟度的最终答卷。这份答卷，必须足够厚重，足够有说服力。”
许成军站起身，郑重地向李校长和朱冬润先生鞠了一躬：“谢谢李校长，谢谢先生。
学校的信任和破例，成军铭记于心。毕业论文，我一定全力以赴，不负期望。”
大洋彼岸，许成军本人似乎沉寂许久，但属于他的声浪，却从未真正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