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这一部，具有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按最高标准给。”
最终合同约定，稿酬采用当时通行的印数稿酬方式。
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最高档执行。
基本稿酬定为千字十元，而起印数直接定在了13万册。
这意味着，仅前五万册，他就能获得相当于全书字数一遍的足额稿酬：从五万到十万册，按八成支付；十万册以上部分，按六成支付。
在八十年代初，如此巨大的起印数字和顶格的稿酬标准，通常只留给享有盛誉的顶尖作家。
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而言，这无疑是破天荒的破格待遇。
当然，这个稿酬对于国际通行标准显然不算高，但是除了表面上的待遇，知名作家往往能获得相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
也算是另一部分“稿酬”。
一九八一年一月底，《我在暖昧的日本》终于摆在了新华书店的柜台上。
深蓝色的封面，简洁的设计，只有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标识。
翻开扉页，是许成军手书的题记：“献给所有在开放中保持清醒，在交流中不忘来路的人们。”
而正文开篇，便以一种近乎冷峻的笔调，将日本在制度、经济、工业、金融等领域令
人眩目的成就，一一铺陈开来。
东京银座彻夜不灭的霓虹，新干线风驰电掣的速度，索尼、丰田遍布全球的产品，终身雇佣制下高效而忠诚的企业军团，精密如同钟表的社会运行————
这些描述，对于绝大多数尚未踏出国门的中国读者而言，不啻于打开一扇窥见高度现代化社会的窗户，冲击力是直接的、视觉化的。
然而，这仅仅是“展示”的第一步。
随着阅读深入，许成军笔锋渐转，带领读者穿透这层繁华的表象，去审视其下的“暖昧”
经济奇迹背后的泡沫与焦虑，民主制度表皮下的派阀世袭与官僚主导，精致礼仪掩盖的压抑与“耻感文化”，以及面对历史时那种刻意模糊与回避的集体心态。
他不是在简单地“唱衰”或“批判”，而是在进行一场艰难的解剖，试图理解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内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并从中提炼出对于正在现代化道路上疾行的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镜鉴与警示。
这本书上市之时，正值许成军那篇《开放时代与主体自觉》引发的讨论尚未完全平息，社会上的情绪仍然复杂而敏感。
一方面，是因其理论成功和“文化自信”倡导而生的自豪感；
另一方面，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一类文章所撩拨起的、对“盲目崇洋”的警剔甚
至抵触。
就在这个微妙的节骨眼上，《我在暖昧的日本》来了。
它开篇便浓墨重彩地展示“外国”（而且是那个曾给我们带来深重灾难、如今又让我们心情复杂的近邻）的“成就”，这本身就象是一盆冰水，浇在了部分正陶醉于“我们也很行”情绪中的人们头上。
可以想见，这本书的出版，将在已经足够喧闹的舆论场中，投下怎样一颗重磅炸弹。
它将迫使人们面对一个也许不那么令人舒服，却无比真实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时，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那些走在我们前面、拥有我们需要学习的经验（同时也有我们需要警剔的教训）的“他者”？
许成军用他的新书，将自己关于“清醒的自信”“开放的自信”的思考，推向了一个更具体、也更危险的实践层面。
冲击，已在所难免。
新华书店的柜台前，已经有人拿起这本深蓝色封面的新书，翻开，阅读。
他们的脸上，露出惊讶、沉思、不解、乃至蹙眉的复杂神情。
这算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一九八一年一月末，浙省海盐。
武原镇卫生院那间朝北的牙科诊室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
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汽，窗外是灰蒙蒙的冬日天空，以及镇上低矮、潮湿的屋顶。
馀化刚送走上午最后一个病人一个因为牙疼而龇牙咧嘴、最终被拔掉一颗臼齿的渔民。
他摘下口罩和橡胶手套，扔进搪瓷盘里，走到洗手池前，拧开龙头。
冰冷的水流冲刷着手指，带走些许疲惫。
他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十一点半。
还有半小时午休。
自从决心辞职之后，这样的日子似乎也不难熬了起来。
换一种心思对待这份工作，发现工作本身也并不难熬。
难熬的其实是受限的未来，和不知所措的希望。
他擦干手，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一本折叠起来的《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