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9章 《暧昧》出世
这书稿，其实早在去年秋天就交给了作家出版社。
负责的编辑老李，是社里的老人，头发花白，戴一副深度眼镜，看稿子时鼻尖几平要碰到纸面。
他看完书稿，沉默了足足一袋烟的功夫，才对等在一旁的许成军说：“成军同志，你这书————写得好，胆子也大。”
好，在于不是浮光掠影的游记。
是刀锋般切入日本社会的肌理，从“菊与刀”的民族性剖到“泡沫与骸骨”的经济幻象，再刺向“民主的盆景”下的政治实质。
胆子大，也正在于此八十年代初，中日关系正值官方的“蜜月期”。
民间对日本的印象，正从“鬼子”快速转向“先进”“文明”。
这时候出一本由中国作家写的、对日本进行如此深度甚至不乏犀利批判的书，风险不言而喻。
出版社内部为此开了好几次会。
有人担心“影响友好氛围”，有人觉得“调子过于灰暗”，也有人认为“部分观点过于尖锐，恐授人以柄”。
稿子就这么在编辑部和社领导的案头搁置了段时间，修改意见提了几轮，无非是希望语气更“平和”些，批判更“含蓄”些。
许成军修改了，但骨架未动。
他想写的，不是一个“友好使者”的见闻，而是一个冷静观察者的思考，哪怕这思考带着刺痛。
事情的转机，恰恰来自过去这一个多月那场席卷学界的风暴。
当“许成军现象”从学术圈燃烧到全社会，当他的名字与“文化自信”“主体性”这些宏大命题紧密捆绑，当连樵木、钱钟书这样的重量级人物都不得不对其投以关注和评论时，作家出版社掂量这本书的分量，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这不再仅仅是一本关于日本的着作。
这是一个正在成为时代文化符号的年轻人，对他所观察到的、一个重要邻邦的深度剖析。
它的出版，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文化事件。
社领导班子再次开会。
烟雾缭绕中，副社长赵启明一一一位参加过抗战、解放后转入出版战线、作风果断的老革命，用手指重重敲了敲书稿清样：“还尤豫什么？许成军同志的文章，中央领导都肯定了，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摆在这儿。他这本书，正是开放时代与主体自觉”的实践！
让我们看看一个中国青年，用他自己的眼睛和头脑，怎么看一个发达的、复杂的、对我们而言极其重要的邻居。出！按最高规格出！”
“老赵，”
有人提醒，“里头有些对日本政治、经济的批评，还有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会不会——
——”
“会不会什么？”
赵启明眼睛一瞪，“我们出的是学术着作，是严肃思考，不是外交照会！许成军写的是事实，是分析，是有理有据的观察。日本有没有泡沫？有没有历史认知问题？他写错了吗？难道只许日本人研究我们，不许我们研究他们？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社长最后拍了板：“出。稿子我看过，观点是尖锐，但材料扎实，论述严谨，不是情绪化的攻击。送审环节，把好关，该有的程序一步不能少。”
八十年代初，一本书的出版，远非后世那么简单。
尤其是涉及外国、涉及敏感话题的着作，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
首先，出版社自身的编辑部和编审委员会要多次审读，提出修改意见，作者修改后形成“齐、清、定”的最终清样。
接着，这份清样要报送上级主管单位——对于作家出版社，就是中国作家协会——进行审核。
作协相关领导及负责外事、理论的部门，会仔细审阅，评估其政治导向、学术质量、
可能产生的社会及国际影响。
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反复的沟通、磋商，甚至可能的修改。
通过后，出版社才能取得“书号”（当时实行定额分配），进入正式的出版流程：排版、校对（至少三校）、制版、印刷、装订。
《我在暖昧的日本》一书，因其内容的特殊性，在作家协会那一关，又额外多走了几步。
书稿被送到了更高级别的宣传主管部门备案，并征询了相关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意见o
反馈回来的意见总体是肯定的，认为该书“提供了观察日本的新视角，有利于国人更全面、理性地认识这个邻邦”，“体现了中国学者独立思考和理论构建的能力”，但同时也提醒，在宣传推广时需注意“把握分寸，突出建设性”。
当所有这些程序走完，时间已到了一月下旬。
关于稿酬，赵启明副社长亲自定了调：“许成军同志不是一般的作家，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