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地下的潜流，开始悄悄涌动、汇聚。
文坛的反应更为直接。
《文艺报》紧急召开编委会，决定推出“文化自信与文学研究”系列笔谈。
《文学评论》调整下一期选题，聚焦“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构建”。
各大高校、社科院的科研处，突然收到了许多关于“物质文化”“中介理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课题申请。
最微妙的变化发生在学界内部。
此前那些关于“复旦近水楼台”“学术拢断”的抱怨和讥讽，在樵牧这篇文章面前，忽然显得渺小甚至不合时宜。
当一种个人或学校的学术探索，被提升到“新时代文化自信构建路径”的高度时，任何门户之见、意气之争，都不得不退居其次。
元旦一过，那股从《人民日报》文章里漫出来的热气，非但没散，反倒越烧越旺了。
先是各地的党报党刊跟进。
《红旗》杂志发了长文《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主体性”问题》，里面大段引用樵牧的论述，自然也少不了提许成军的理论探索。
接着是《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
连各省的省报，文艺副刊上也开始出现“文化自信”“主体性”“物质文化”这些词儿。
有的文章写得到位，有的纯属跟风凑热闹，但架势是摆开了。
学界更不必说。
那些原本还在观望、尤豫、甚至私下嘀咕的学者教授，如今也纷纷动笔。
文章如雪片般飞向各大学术期刊。标题五花八门，内核却都绕着那几个词打转。
有人从许成军的理论里生发出“审美中介论”，有人探讨“物质性与民族心理构建”，还有人试图用这套框架去重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连研究自然科学史的，也写了篇《从古代农具革新看技术中介与社会意识变迁》，投给了《自然辩证法通信》。
许成军这个名字，连同“器物”“中介”“文化自信”，成了这段时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它们出现在严肃的学术论文里，也出现在单位的学习简报上：
出现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讨论中，也出现在工厂宣传科的广播稿里。
一种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合力，正把这个原本局限于象牙塔内的理论探讨，推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
而随着理论热度的飙升，许成军“过去”的作品，也被重新打捞出来，放在聚光灯下反复端详。
《红绸》自不必说，这本让他崭露头角的小说，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再次加印，书店里一度脱销。
人们带着新的眼光重读那些关于家族、革命、传承的描写，试图从中查找“物质文化诗学”的早期痕迹。
更早的《试衣镜》《八音盒》等短篇、中篇，也被翻出来重新刊载、讨论。
那些细腻到近平锁碎的物质描写一一面镜子的水银剥落，一架旧八音盒转出的走调旋律，一件旗袍上精致的盘扣一曾经被一些评论认为“过于注重细节”，如今却成了印证其理论“一以贯之”的绝佳注脚。
有评论家写道：“原来，理论的种子，早已深埋在他创作的泥土里。”
甚至他当年为考复旦而写的那篇《野蔷生处是吾乡》，也被某文学杂志找出来重新发表。
读者们惊讶地发现，那个写知青生活的稚嫩笔触里，已经隐约有了对土地、农具、乡野物事的执着凝视。
诗歌和散文也不例外。
他早年零星发表的一些诗作，如《北乡等你归》的歌词，被谱成不同版本，在年轻人中间传唱。
那篇记录西北之行的散文《黄沙与萤火》，更是被多家报刊转载，文中对风沙、土窑、旱塬、栽树人的描写，与“器物生活史”的理论相互映照，显得格外厚重有力。
出版社闻风而动。
上海文艺出版社紧急策划《许成军作品集》，打算将其小说、散文、理论文章一并收
录。
有嗅觉更伶敏的书商，开始搜集他散见于各类报刊的评论、访谈、随笔，准备汇编成《许成军文录》。
这种对一个在世作家、尤其是如此年轻作家作品的全方位挖掘与大规模传播，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是空前的。
过去的作家成名，往往靠一两部重磅作品，理论家成名，靠的是体系构建。
像迅哥儿、郭沫若那样既能创作又能理论的，已是凤毛麟角。
到了当代，学科分野日益精细，写小说的不太懂理论，搞理论的往往写不好小说，能在这两个领域都游刃有馀的，除了钱钟书等极少数大师级人物，几乎再无他人。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