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持续了整整五天。
议题精彩纷呈，从先秦诗文的断代与解读，到明清小说的世情描摹与价值重估；从敦煌遗书的新发现与文学史意义，到西方文艺理论引入后的适应与反思————
至少在许成军眼中，这无疑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有时，某位大家讲诙谐幽默的讲一个考据的历史故事，他就能跟着乐半天。
要说，这就是独属于文科生的浪漫。
历史和文学。
文学和历史。
从来都是相关的。
除了第二天被刘让言教授“点将”发表了一通关于“清官文学”的见解外，他大多数时候都安然居于后座，沉浸于聆听诸位学术泰斗与中坚力量的交锋与阐发，乐在其中。
第四天下午，章培横作了题为“宋元之际的文人境遇与文学书写—一以遗民诗文为中心的考察”的主题演讲。
他以其一贯的绵密扎实的文献功底，结合从复旦高材生到历经风雨，再重返学术前沿中那份对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深沉体察，将宋元易代之际文人的彷徨、坚守、妥协与精神挣扎，剖析得丝丝入扣。
演讲毕，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严家炎、罗宗强等教授均上前与他热烈讨论，可谓博得满堂彩。
会议圆满落幕后的次日，许成军依约前往还在褓中的《读者文摘》筹备处。
地点在甘肃人民出版社一栋陈旧办公楼尽头，两间不大的房间，光线略显昏暗，桌椅文档柜都有些年头。
胡全热情地将他迎入，并介绍了另一位内核筹备者—郑原。
两人此时都还在出版社有其他编辑工作，《读者文摘》的筹备更多是利用业馀时间和一股热忱在推进。
寒喧过后，话题很快切入正题。
胡全递给许成军一杯茶，脸上兴奋之馀，也难掩一丝忧色与迷茫：“成军同志，不瞒你说，我们俩这阵子，真是又激动，又心里没底。
激动，是觉得这事儿有意义，老百姓需要一本好看、耐看、能滋养心田的文摘杂志。
没底————”
金城这地方，对80年代的中国来说，确实太偏了。
从古至今，这里算河西襟喉，西域噤喉”，是通衢要塞，是兵家必争之地，却从来不是什么文化中心。
信息闭塞，作者资源匮乏，读者群体————
“除了本省，外省谁认咱们金城出的杂志？《读者文摘》————真能办成么？”
郑原在一旁沉默地点头，显然深有同感。
许成军捧着温热的茶杯，自光扫过简陋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初步的栏目设想，桌上堆着从全国各地报刊剪切来的、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文章，那份毕路蓝缕的艰辛与热望，触手可及。
他说：“能。”
胡全和郑原精神一振，紧紧看着他。
“胡编辑上次问，应该办什么样的杂志？”
许成军放下茶杯，语气平和却坚定，“我的回答还是那句：办人民看得懂的杂志。”
“《读者文摘》若想在后世通行中国，影响几代人，秘诀必须也必然在于通俗易懂、
老少咸宜。
版面要清爽，阅读要便利，最重要的是内容一要有一个又一个能抓住人心、或新奇、或温暖、或引人深思的好故事。
它应该象一扇窗，让最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在劳作之馀，能推开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感受人性的共通与美好。”
后来的《读者》在发展过程中，也难免刊载过一些略显狗血煽情的文章，甚至在一些时期被部分读者批评为“毒鸡汤”或公知大本营。
但其最初的、服务大众阅读须求的出发点并没有错。
郑原思索着问：“成军同志的意思，是我们更应该偏向选编通俗文学类的作品？这样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许成军摇了摇头：“我不认为文学应该被简单地划分为通俗”与严肃”。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皆文章也。
小说的内核在于故事，在于这故事是否触及了人性的某些真实、时代的某些脉动、情感的某些共鸣。
评价标准应是故事的深度、人物的光彩、情感的真挚，而非先验地粘贴严肃”或通俗”的标签。
托尔斯泰的作品深刻吗？
深刻。卡列尼娜》的故事，识字的纺织女工也能为安娜的命运揪心。这就叫好作品。”
胡全猛地一拍大腿：“好！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皆文章也”！成军同志，你这几句话，说得透彻！
我们能不能把这段话，还有办人民看得懂的杂志”这个提法，用作我们杂志创刊理念的一部分？这太对我们心思了！”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