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先生握着许成军的手，仔细端详了他片刻，温言道：“后生可畏。文章我看过，有风骨。听说朱东润先生对你期许甚高，莫负师望，也多写些好东西。”
话语简短，却重若千钧。
程千帆当时也对许成军的论文有很深的印象。
当时还把他当做自己学生的榜样。
许成军连忙躬身应“是”。
晚宴在一种既正式又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进行。
菜肴具有西北特色，但不过分铺张。
学者们的交谈，很快从寒喧转向了学术。
即将召开的研讨会主题、最新的考古发现（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对文献研究的影响、对文学史分期与评价的新思考————
各种专业话题在餐桌上流淌。
许成军大多时候静静聆听，偶尔在章培横或刘壤岩的引导下才简单发言。
在这里，他首先是一个需要学习和倾听的学生。
他偶尔提出的一两个角度新颖的问题，还是让一些前辈对他刮目相看。
觥筹交错间，思想的火花无声碰撞。
会议一连持续两天。
主题围绕“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分期与重要作家作品的价值重估”，争论之激烈，远超后世那些彬彬有礼、各说各话的学术会议。
这年头的学术讨论，真有“争鸣”的架势。
学者们大多经历过风浪，学术生命失而复得，心中都憋着一股“把被眈误的时间抢回来”的劲儿，又逢思想解放初潮，故而发言少有顾忌。
争论起来，引经据典，步步为营，时而声如洪钟，时而面红耳赤，拍案而起者亦不罕见。
空气中弥漫着烟草与茶垢的气味，更弥漫着一种久违的、近乎百家争鸣的炽热与锐气。
第二日下午，北大褚斌杰教授带来了一个新议题，也是80年代初古典文学界最敏感、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何重新评价与界定清官文学及部分传统忠臣形象—从海瑞、包拯到于谦，其文学书写中的人民性与历史局限”。
此议题一出，会场先是一静，随即哗然。
这无异于在长期以来以“阶级分析”为主导的评价体系中，投下了一颗石子，激起的却是千层浪。
“这是要翻案吗？”
一位来自北方某高校、治学风格严谨乃至有些守旧的老教授首先发难，脸色凝重，“海瑞、包拯等形象，固然有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一面，但其根本立场仍是维护封建皇权统治，其行为的最终目的与效果，是否真正有利于人民大众，需要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不能因为老百姓喜欢，就模糊了阶级界限！”
“此言差矣！”
南开罗宗强教授立刻反驳，他素来强调文学研究的“历史还原”与“同情之理解”，“我们研究的是文学形象，是活在百姓口头和戏文里的青天”，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考据。
这些形象之所以历经数百年而不衰，恰恰说明了其中蕴含着超越具体时代和阶级的、
对公平正义的普遍渴望。
这难道不是最可宝贵的人民性”的一种曲折表达？
文学研究，不能只做冰冷的解剖，还要有温情的体察！”
“体察？温情？”
另一位学者冷笑，“罗先生这是要回到人性论”的老路上去吗？
文学形象的价值，最终还是要看其反映的社会本质和阶级关系。包拯的铡刀，终究铡不到封建制度本身，反而可能起到麻痹作用————”
“照此逻辑，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也铡”不到旧制度本身，难道就没有价值了？”
武大吴林伯先生慢悠悠地插了一句，引来了更多人的侧目和思考。
一时间，会场泾渭分明。
一派坚持阶级分析框架不可动摇，强调文学形象的历史具体性和阶级局限性：
另一派则试图在既有框架下查找突破，更重视文学形象自身的审美价值、情感力量和其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积淀意义。
双方都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援引马恩列斯毛的论述，佐以具体文本，争论得难解难分。
言辞越来越犀利，气氛越来越炽热。
主持会议的刘壤岩教授额头微微见汗。
他本意是引入新话题激发思考，没想到引发了如此尖锐的对立。
眼看着会议预定结束时间早已超过，争论却毫无平息的迹象，他不由得将求助的自光投向了德高望重的程千帆先生。
程先生一直微阖双目，似在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