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羊城的夏天来得格外早。
刚进五月，空气已经黏稠得象化不开的糖浆。
美禾推开裁缝铺的木门时，阳光泼进来，烫在她的手背上。
铺子里堆满了布料—的确良、卡其布、灯芯绒，一卷卷码在墙边，散发出棉纱和樟脑丸的气味。
缝纴机上盖着碎花布罩，她掀开来，露出黑漆剥落的机头。
这是她三年前从旧货市场淘来的，蝴蝶牌，踩起来踏板嘎吱响，但针脚还算密实。
她今天要改五条裤子，做两件衬衫。
布料摊在案板上，划粉画出线条，剪刀沿着线走，发出干脆的咔嚓声。
这声音让她安心，有活干，就有钱。
有钱，就能活下去。
十点钟，邮递员在门口喊：“林美禾，挂号信！”
是妇幼保健院寄来的。
美禾捏着信封，指甲在封口处来回划了几次，才撕开。
她先看结论一妊娠阳性，约八周。
然后她仔细看了又看，确认每个字都没错。
她的手开始发抖。
三个月前，她做过一次检查。
那个戴眼镜的老大夫看着报告单，叹了口气：“林同志，你之前那次流产，损伤比较严重。这次如果还是保不住，以后恐怕————”
他没说完，但美禾听懂了。
她三十二岁了。
这是最后的机会。
她把检查单折成小块，塞进贴身口袋。
布料摩擦着皮肤，有些发烫。
她想起连亭上个月说的话：“等我把家里的事处理好，我们就好好过日子。”
说这话时，他的手指摩掌着她的锁骨，呼吸喷在颈窝里。
美禾没应声，只是把脸埋在他胸口。
三年了，她学会了不追问，不奢求。
连亭给她稳定的生活，帮她开这个铺子，给她很多有东西，除了名分。
但现在，她有了孩子。
她的小腹还平坦，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她能感觉到，象一颗种子在死地里悄悄发了芽。
中午她没胃口，只喝了半碗白粥。
三点钟，她锁了铺子去银行。
存折上还有八百六十二块三毛，她取了三百。
柜员从铁栅栏后递出钱时，看了她一眼：“林同志，最近取得挺勤啊。”
“家里有事。”
美禾低头数钱，三张大团结，其馀是零票。
从银行出来，她拐进了人民医院。
她想问问有什么注意事项，怎么保胎。
挂号处排着长队，空气里消毒水的气味很浓。
美禾捏着挂号单站在走廊窗边等，窗台上积着灰，一只苍蝇困在玻璃和纱窗之间，嗡嗡地撞。
然后她看见了他。
起初只是个穿蓝白条纹病号服的背影，很瘦，扶着墙慢慢挪步。
头发有些长，垂到颈子。
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喘气，侧过脸颧骨高耸，下巴上青青的胡茬，但那双眼睛————
美禾手里的挂号单飘到地上。
他转过头，目光扫过人群，停在她脸上。
时间像突然卡住的磁带，走廊的嘈杂变成遥远的背景音。他嘴唇动了动，没出声，但口型是：“美禾。”
七年了。
她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法庭上。他站在被告席，穿着那件她亲手织的灰色毛衣，领子已经磨得起毛。法官宣判时，他回头看了她一眼，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她心慌。后来她就跑了，像逃命一样，从那个小县城逃到羊城，一逃就是七年。
护士从后面追上来：“三床！你又乱跑！该化疗了！”
他摆摆手，眼睛却还盯着美禾。那眼神很空，空得象一口干涸的井。
“什么病？”美禾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
护士瞥她一眼：“家属？”
“我————我是他————”美禾喉咙发紧。
“前妻。”
他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她是我前妻。”
护士愣了一下，眼神在两人之间转了转。
“那正好，去办一下缴费吧，明天就停药了。”
美禾跟着护士去缴费处，脑子一片空白。
前妻。
他说得那么自然，好象他们昨天才办完离婚手续。
可是他们根本没离过婚，他进去那年，他们才结婚八个月。
后来她就走了，户口本上“配偶”那一栏，至今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