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后几天，许成军当真象只猫一样，几乎足不出户地“猫”在了京城饭店的房间里。
他闭关埋头苦干，专心致志地撰写章光年交给他的那份关于文化战略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内部报告。
从后世的视角回望，我们在应对外来文化与意识形态冲击方面，意识觉醒得相对较晚，行动也多有波折。
他在这篇倾注心血的论文中，结合前瞻的视野与当下的实际，系统地提出了五个内核观点。
一是重塑文化主体性。主张在开放中坚守本位，反对盲目移植与全盘西化，强调文化自信的根基在于对自身数千年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二是激活国企文化动能，提出在国企改革中注入人文关怀与企业文化构建，将“爱厂如家”的精神遗产转化为现代企业凝聚力，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任务。
三是警剔“精神买办”，敏锐指出需防范少数知识精英沦为西方意识形态的盲目鼓吹者与传声筒，强调知识分子应立足国情，保持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
四是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呼叶打破西方话语拢断，用中国人自己的概念、逻辑和话语，讲述中国现代化的复杂经验与内在规律。
五是推动城乡文化交融，关注改革开放背景下城乡关系的深刻变化，主张文学艺术应反映这一历史进程，促进城乡文化理解与共同进步。
就在他潜心着述之际，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王立新的文章《“未来属于中国”》。
霎时间，许成军风头两无。
京城文化圈、高校、机关，几乎无人不晓其名。
成名的烦恼随之而来，各大报刊杂志、出版社的电话和拜访请求络经不绝。
有希望转载《红绸》和《希望的信匣子》的，有数家出版社争抢《红绸》单行本出版权的，甚至还有个“群众文艺出版社”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消息，想转载他最早发表在《收获》上的那篇《试衣镜》————
面对这些热情的邀约，除了无法推辞的作协、文联内部座谈会，他能推则推，理由也十分正当。
新长篇《黑键》正写到关键处，灵感喷薄，实在分身乏术。
对于天才作家的烦恼，大家也纷纷表示理解。
2月7日。
许成军终于将那份沉甸甸的论文稿仔细卷好，走出了闭关数日的京城饭店大门。
门口负责自行车寄存和零散小件的王大爷已然跟他相熟，操着一口京片子招呼道：“呦！许作家，您这可算出关了！好些天没见您骑车出去了，眼瞅着这腊月都快过半，年关跟前儿，什么时候回南边家里团圆去啊？”
许成军停下脚步，笑着回应：“王大爷，您这眼力见儿真行！是忙活一个稿子。回家啊，等手头这个急活儿彻底交差就动身。我看您这儿生意挺红火，年味儿都让您给招呼来了。
”
“托您的福，还成还成！”
王大爷乐呵呵地，“这不快过年了嘛，来往的人多，寄存个东西、捎个话儿的也多了。您瞅瞅这街上，”
他扬手指了指，“这才刚进腊月没多少日子，这心气儿可都跟着起来了！您忙着，回头给您拜个早年！”
“得嘞，我也给您拜早年！回见您呐！”
许成军辞别了热情的王大爷，推着自行车走上街头。
这一出来，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了那股日渐浓郁的“年味”。
凛冽的空气中似乎夹杂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糖瓜和炮仗皮的香气。
街面比往常更加热闹，置办年货的人们提着大包小裹，脸上带着忙碌而又期盼的神情。
副食店门口排起了不长不短的队伍，依稀能听到人们在讨论着“今年供应好象比往年强点”、“得多买点凭票的带鱼”。
偶尔有淘气的孩子不顾寒冷，在巷子口点燃一个“小鞭儿”，“啪”的一声脆响，引来一阵笑骂和更多孩子羡慕的自光。
沿街的墙壁上，也依稀能看到新粘贴的、红纸黑字的宣传标语，内容大抵是“欢度春节”、“移风易俗”之类。
虽然物质尚不丰裕，但那种辞旧迎新、期盼来年光景更好的集体情绪，已然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弥漫开来，朴素而真切。
许成军深吸了一口这充满烟火气的冷空气，夹紧腋下的稿卷，骑着车导入了这腊月里的人流之中。
路上，许成军在路过的一家老字号“桂香村”停下，在售货员“您来点儿什么？南糖、桃酥新到的！”的热情京片子里，精心挑选了两提精致的京式点心，一路向西行去。
他去的不是作协大院，而是章光年位于西城绒线胡同附近的一个静谧小院。
又是一个历史书中的人物具现在眼前。
该说不说，在这些身居要职的文坛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