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前倾，目光如同实质，压向台下，“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是盲目自大。而是指，下一个人类文明的重要突破性增长点，其精神内核和叙事动力，很可能将源自于中国这片古老土地在现代化转型中所迸发出的、独一无二的实践经验与生命感悟。”
“我们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经历了深重的苦难与涅盘，如今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现代化实验。
这里的矛盾之复杂、人性展现之深刻、传统与现代撕扯之剧烈，是任何西方理论都无法完全复盖和阐释的。
这片土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活着的、呼吸着的文学矿藏，它所蕴含的故事、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面向未来的。”
“但我们的文学，做好准备去挖掘这座矿藏了吗？
准备好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翻译腔，去言说这种独特的现代性体验了吗？
准备好构建一种既不是简单回归古典，也不是盲目追随西方，而是根植于我们脚下这片火热、混乱、又充满生机的现实，并能与人类共同命运对话的新的美学原则和叙事范式了吗？”
许成军的声音逐渐提高，带着一种灼热的力度：“如果没有，那么中国文学确实没有未来”。它只会在一波又一波的潮流中随波逐流，最终迷失自我。
但如果有了一如果我们这代人，能意识到这份独特的遗产与使命，能沉潜下去，用血肉去感受这个时代的脉搏，用清醒的头脑去分析它的肌理，用创造的勇气去书写它的灵魂—一那么，文学的未来，就必将打上中国的烙印。
不是作为猎奇的东方风情，而是作为不可或缺的、推动人类精神向前的重要力量。”
“未来属于中国，前提是，它必须首先属于清醒的、勇敢的、有创造力的中国灵魂。”
刘振云听着，感觉自己心脏在胸腔里“咚咚”直跳，象一面被擂响的战鼓。
他之前那些关于“苍蝇撞瓶”的自嘲，此刻仿佛找到了一个出口。
瓶子的壁垒，或许不仅仅是个人阅历的局限，更是那种无形的、笼罩在头上的、关于“文学应该是什么”的既定框架和西方视角？
许成军没有提供具体的写作技巧，没有谈论任何文学流派，他是在重新定义战场。
他把文学从书斋里、从沙龙中、从对诺贝尔奖的仰望里，一把拽了出来，狼狠地砸向了中国这片广袤、粗糙、充满苦难与希望的现实中。
书写中国，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而不是反过来，为了走向世界而书写符合他们想象的中国？
这个观念的翻转，让刘振云感到一阵眩晕，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壑然开朗的激动。
他之前纠结于自己笔下的“乡村”是否足够“现代”，是否具有“普世价值，是否能让京城的评论家们眼前一亮。
但现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你是否真正理解并深爱着你笔下的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你的书写，是发自内在的生命冲动，还是为了迎合某种外部的标准？
他看着台上那个与他年龄相仿却仿佛站在思想高处的许成军，之前那点羞耻和抗拒，悄然融化了一种更强烈的渴望所取代。
他依然觉得许成军说的有些地方过于宏大，甚至有些冒险，但他无法否认，这番话象一道强光，照进了他原本有些迷茫和局促的文学道路。
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笔记本，指甲几乎要嵌进封面。
他不再去纠结自己是否能完全理解“未来属于中国”的全部内函，他捕捉到了那个更内核的指令：向下，向内，扎根于你所来自、你所经历的那个具体、复杂、未被充分言说的中国。
也许，他的“瓜地”，他熟悉的河南乡村，那些他曾经觉得“土气”、不够“文学”的人和事，恰恰正是那座巨大矿藏的入口？
他来不及细想，许成军的演讲还在继续，抛出一个又一个尖锐的观点，引发现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激烈的低声讨论。
刘振云和周边的邹仕芳、陈健功一样，彻底沉浸了进去，大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着，吸收着，辩驳着，重构着。
他们迷茫啊。
1980年的中国文坛，何止是迷茫？
那是一片被历史的尘埃与未来的迷雾共同笼罩的旷野！
不仅是台下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就连巴瑾、矛盾这些名家，谁不在迷茫中艰难求索？
巴瑾若不迷茫，何来字字泣血的《随想录》与深沉谶悔？
矛盾若不迷茫，何以在暮年仍笔耕不辍，他在找什么？
整个中国文坛都深陷在一种集体的精神彷徨之中。
如果把文坛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