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没有未来，因为未来属于中国。”
这话让刘振云脑子一阵翻腾，象是被硬塞进了一个完全不合尺码的容器，挤压得生疼。
这样的话题适合他这个年龄去想么？
他才多大？
二十出头，从河南新乡的泥土里刚刚挣扎到未名湖畔不到两年，脑子里装的更多是课堂笔记、文学社的争论、对未来的模糊憧憬，以及那点发表在《未名湖》上、被几个师友夸奖便暗自欢喜的《瓜地一夜》。
“未来”？
这个词太庞大，太沉重，象是泰山压顶，他自觉肩膀还太嫩，扛不起。
“如果没有未来，那大家在干什么？”
这个念头本能地冒出来。
日复一日的阅读、写作、讨论、争辩，五四文学社里熬夜修改稿件的热情，拿到新一期《未名湖》时先翻找自己名字的急切————
这一切的意义何在？
难道只是“苍蝇从瓶子里竭力向外撞的伤痛记录”？
“还有什么叫未来属于中国？”
他拧着眉头，试图理解这看似矛盾的话语。
文学没有未来，但未来属于中国？
这中国，是地理概念，是政治实体，还是某种更抽象的文化精神？
如果文学在其中没有位置，那这“属于中国的未来”又是什么模样？他不能理解，绝对理解不了。
这种逻辑上的悖论让他感到一种智力被挑战、甚至被轻微羞辱的烦躁。
刘振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还挺厉害的人。
不算许成军这个妖孽的话，他是高考开放后最早一批的hen省高考文科状元，这份荣耀从老家带到北大，依然是他自信的重要基石。他是北大五四文学社的内核成员，能在这里立足的，谁不是心高气傲、自诩才华横溢？
他去年发表的《瓜地一夜》在《未名湖》上取得一定的反响，虽说自知稚嫩，但总归是迈出了第一步。
但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创作，包括那篇《瓜地一夜》，都带着一股“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阅历的浅薄让他对社会的思考尚未深入，笔下的苦难带着想象的色彩，愤怒有些空泛，忧伤流于表面。
所以他迫切地想从外界吸收认知。
他读西方现代派，读拉美爆炸文学，也读沉从文、读鲁迅，试图找到能劈开自己思维僵局的利斧。
但是今天，这个站在台上，年纪比他还小的许成军，能给他带来什么呢？是另一种形式的、更响亮的大话么？
说实在的，他打心眼里佩服这个人在20岁取得的成就。
《红绸》的厚重、《希望的信匣子》的奇诡、日本之行掀起的风浪————
每一桩都象是传奇。
但佩服之馀，又有一种难以启齿的羞耻感。
同样是年轻人，差距何以如此天渊之别？
当时《浪潮》初刊时，他还把对方当作对手，现在呢？
这种羞耻感混合着不甘和一丝隐秘的嫉妒，让他觉得自己都没法直视自己的内心，那里面混杂着渴望、自卑和一丝不愿承认的抗拒。
他来不及多想，台上的许成军没有留给观众太多咀嚼这标题的时间，已经开始侃侃而谈。
那声音有一种奇特的魔力，不高亢，不煽情，却清淅、稳定，带着不容置疑的自信和某种洞穿表象的冷静。
“同学们觉得这话矛盾，是不是？”
许成军微微侧头，目光扫过台下，“我说中国文学没有未来”，指的是那种按部就班、沿着既定轨道、在现有评价体系和叙事窠白里线性发展的未来”。
那种未来，是西方现代性话语为我们缺省好的路径，是跟在别人身后，用别人的尺子丈量自己的身高，是试图在一艘注定沉没的旧船上修补枪杆，却忘了我们脚下，本就是一片崭新的大陆。”
刘振云旁边的邹仕芳下意识地挺直了背。
陈健功则摸着下巴，眼神锐利起来。
“我们现在的文学，很大一部分，还在咀嚼伤痕”，还在模仿现代”，还在为形式”和内容”争得面红耳赤。这没有错，这是必要的过程。
但如果我们所有的思考、所有的创作，其终极参照系和目的地，都是已经被西方定义、阐释过的那套世界文学”图景，那么，中国文学就永远只能是这幅图景的一个边缘注脚，一个迟到的学生。
这样的未来”，有，等于没有。因为它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在租借别人的跑道。”
许成军顿了顿，拿起讲台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礼堂里安静得能听到他吞咽的声音。
“那么，未来属于中国”又是什么意思？”
他放下茶杯，双手撑在讲台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