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东风顺着报纸的传播，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蔓延全国o
京城、津门、魔都、羊城————
各大城市的读者，无论是文化界的专业人士还是普通的文学青年，都在随着一篇篇转载的报道和评论心神摇曳。
你必须承认，无论后世如何带着滤镜怀念80年代，这个年代的社会精神在长期禁锢后，正处于一个渴望宣泄却又找不到出口的相对压抑期。
若套用21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峰哥”的语境，这或可称为一场集体的“x压抑”。
而许成军的出现，恰似一剂强力的“思想春药”，至少暂时性地疏通了无数关心国族命运与文化认同的人们心中的堵点。
反正，爽到了。
于是，“许成军”这个名字在80年代初，开始被赋予了一些超越文学的意味。
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写出好小说的作家，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精神象征，一个文化自信的临时图腾，承载了许多国人“我们也能行”的急切期盼。
如此骤然获得的巨大声望，既是桂冠，也是枷锁还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许成军明白。
但他不在乎。
当然，也有人在乎。
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很快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北大哲学系青年教师王少光（研究文化哲学、意识形态变迁）发表的《论“许成军现象”的像征意义与现实限度》一文中，相对客观地陈述了这一观察：“许成军的东瀛之行及其引发的广泛共鸣，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象一剂强心针，极大地振奋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民族精神，可谓久旱逢甘霖。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件的爆发性影响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与个案色彩，是特定时空下文化交往的一次情绪共振”。我们更应借此契机，反观自身文化创造力在长期封闭后呈现的相对贫瘠”现状，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滞后性。
尤其需要警剔的是，当一种个体的、偶然的成功被过度诠释并迅速符号化，用以简单替代对整体性、结构性困境的深入反思时，这种集体性的精神寄托便可能滑向非理性的集体情绪，从而模糊了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所面临的真正内核课题1
即在开放环境下，如何构建一种既植根民族传统、又直面现代性挑战的坚实而成熟的文化主体性。”
客观。
扎实。
但是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却也是迷信的。
没人听。
因而争议也由此而来。
二月一日，京城。
由wh部、东大作家协会联合组织召开的“赴日文学交流代表团工作总结汇报会”，在木樨地附近的wh部礼堂如期举行。
这类会议，也算是我国文艺界的例行公事了。
流程和氛围，与大家熟知的每年体坛召开的总结大会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结成绩，展望未来，统一思想，提振士气。
以及大腕云集
不过，借着去年第四次文代会那股子“解放思想，繁荣创作”的东风，此次针对一次具体外事活动的总结大会，倒也算得上是格外的隆重。
会场内，暖气开得足，空气中弥漫着茶叶和烟草混合的熟悉气味。
参会者可谓是星光熠熠，大腕云集。
除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作协的领导矛盾、周杨自然在列，京城的文学名流如王盟、刘芯武、从维熙等人也大多到场，更有文化部、中宣部的相关领导出席，可谓给足了面子。
会议开始前，会场里已是人头攒动，寒喧声不绝于耳。
会场里人声渐起，许成军刚寻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便见一个身影带着风走了过来。
来人约莫四十多岁，额发已见稀疏，但那双眼睛却亮得逼人，未语先带三分笑。
一旁的杜鹏成小声提醒：“王盟，小心点，这人嘴快极了。”
许成军悄默的比了个0k的手势。
“成军同志！”
王盟热情地伸出手，声音洪亮，“第一次见面，但我可是久仰了！你在东瀛那一番拳打脚踢”，我在报纸上看得是拍案叫绝！好家伙，当真是后生可畏！”
许成军立刻起身，双手握住对方的手，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带着敬意的笑容：“王盟老师，您太抬举我了。您才是久仰大名，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青春万岁》，我在学校时可没少翻，笔记本都记了好几本，就琢磨您那叙事里的机锋和那股子鲜活气儿呢！”
当时《红绸》发表后，王盟的评论是最能定调子的。
直接上了《人日》评论版。
于情于理得客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