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天衡就醒了。
虽然家里没有那恼人的起床号，但是天衡还是自然而然地醒了。他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起来，天赐都没被他起身的动作吵醒，就连一向觉轻的王桂芳也只是在梦里蹙着眉毛咳嗽了两声但没有睁眼。
天衡从棚子里钻出来，看见天灰蒙蒙地竟是下起了小雪。昨夜也没觉得冷啊，怎么就突然下雪了？他伸出手去接，雪水很浑浊，像是混了白灰。抽鼻子去闻，空气里有股很呛的硫磺味。这场奇怪的雪落在身上一点都不冷，但却有点烧灼的感觉。天衡感觉这天上下的不是雪，而是在扬灶炉里铲出来的灰。
王桂芳醒来后也觉得很不好，她神色倦倦地，一直咳个不停把脸都咳红了。天赐给她找了条围巾围上口鼻才缓解。他们一家简单地将昨天的包子热一热，就着豆浆就算解决了早餐。
从没见过这样的怪天，但即便如此两个孩子也不能不出门。家里不能顿顿都在外面解决，天赐打算错峰用公共的灶台做饭，就要提前准备起来。天衡更不用说，一箩筐的事儿都要外出处理。
天衡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正阳街上的老哥俩烟草行。天衡本身不抽烟的，一方面，他是吹铸师傅，吹玻璃要一个好肺，气短、气虚都不行。是以天衡对烟草这一类东西是不碰的。另一方面是天家家规里不让碰大烟。甚至带烟字儿的，像是农村地上老头们自己卷的旱烟王桂芳也不让天德裕带回家门。为了告诫天衡，王桂芳还给他讲了不少他们家以前的东家老爷少爷的事儿。要知道以前的东家在天家这里是个禁忌，只有耳提面命不许抽大烟的时候王桂芳才会透出来点。
但天衡还是进了烟草行提了两盒三马牌烟出来。这里头一盒是给铁道局门卫的，叫他捎句话给王安东；另一盒是天衡想去码头卸货，给大山的父亲周伯恩‘拜把头’的。这烟是害人鬼，可是劳工们却离不开它。想要打点，送烟肯定没错的。
出了烟草行，天衡就转头进了福寿堂买了些清肺止咳的药。店员识得他家有个药坛子，还叫他多买点囤着：“这雪下得邪性，害人咳嗽得厉害！一早已经有五个过来买止咳药了。你一次多买一些，省得之后买不着。”
福寿堂的店员都戴着口罩，早早防护了起来。这小玩意最早是1910年榆城鼠疫的时候兴起的，说是能防病防尘。天衡转了转心思，又问起他们口罩怎么卖，从不从个人手里收。
“这些口罩都是有生产标准的。个人做的不标准防不了病气，于我们无用。”店员说。
天衡有些惋惜，但也没太纠结。只是又问了些口罩如何使用、清洗的事项。店员刚和他说了些，就又有一个咳嗽着的客人进了门，天衡便主动道别止了话头。
走出了药房，天衡看天还是阴沉沉，灰茫茫的一片。地上的雪已经铺了一层了，也是灰扑扑，黄澄澄的。再看路上的行人，更是有种割裂的滑稽感。这场鹅毛大雪下得洋洋洒洒，路上的行人却像不知冷热似得穿得清凉单薄。
天衡脚程快，走到铁道局的劳工所的时候才七八点。收了香烟后的门卫十分好说话，天衡托他告诉王安东，玻璃厂倒闭，王家兴、王昌顺和工人们被拉出城了，现在不知去向。
天衡没按王家兴的意思粉装太平，他心里隐隐希望王安东能想办法，找门路将两个叔叔早点找回来。不然他总是不安心，总猜他们俩会遇见不好的事儿。
中午时分，天衡赶到了码头。他先去找了大山，在一帮精瘦精瘦的劳工当中大山极为好找：别看都穿着不系扣的深色大马褂，头上顶一个草编帽，大山却人如其名又高又壮，长期搬卸货物的劳作让他宽阔的背从后面看像片结实的山脊。从他晒得黑红的脸中才能找到一两分孩子的稚嫩，但他的眼神却有些淫邪飘忽，平白让他看上去老气。两人见面后热情得打了招呼，正值饭点，大山邀请天衡到一家卖胡辣汤、杂粮烧饼的小摊子。
“你的事儿好说，”得知天衡是来拜把头的，大山便一把把烟捞到怀里，他熟稔地从里面抽了一根出来抽，“包在我身上了！”
吃过了午饭，大山就把天衡带到了周伯恩面前。周伯恩是个四十多岁的黑壮汉子，十几年前就扎根在榆城是江边这片码头的老把头了。他手底下有四十来人，核心是他们周家的兄弟、孩子，占了得有一半。大山的大名是周叔山，在家里排行老三是周伯恩的小儿子。俗话说得好，大孙子小儿子，老人家的命根子。别看周伯恩是个不苟言笑的黑面汉子，在劳工面前说一不二，周叔山对上他是一点儿不发怵。周叔山先是笑嘻嘻地凑过去介绍起天衡来：“这是我之前一起玩的兄弟，他原先干活的厂子黄了，想来投奔咱们。”说罢还把怀里的烟拿了出来在周伯恩面前嘚瑟嘚瑟，“你瞅瞅，心多诚——一整盒真国货呢！”
周伯恩伸手要接，大山直接收回了怀里。他装蒜道：“我替您收着，咱爷俩分啥你我，我收着就行。”
“人我收，烟你收？你咋那么精呢？”周伯恩笑着骂他，“贼小子！”
周叔山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