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典型的“墙头草”，信奉“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谁强就跟谁走。
此刻，面对脱脱“旬日内连克六县，夷平两城，斩首数万”的恐怖威慑，以及“既往不咎，保全身家”的诱惑，哪里还有半分为“诚王”效忠的念头？
于是，一场戏剧性的连锁反应发生了。数日之内，桃园、清河、盐城等县相继易帜，城头换上了元军的旗帜，地方士绅耆老们颤巍巍地捧着酒食，出城“喜迎王师光复”。
兵不血刃地拿下半个淮东，脱脱所部大军的数量不减反增，大量降军补充进来。
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些地方大族的“倾力贡献”（为了保命而付出的买路钱），困扰元军多时的粮草危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这使得脱脱终于可以腾出手来，一面分兵围困淮安路治所山阳县，一面派遣主力，气势汹汹地直扑张士诚的老巢——高邮府，同时分兵攻打泗州等地，意图一举将伪周政权连根拔起。
就在脱脱于淮东高歌猛进之时，江南的战局，却呈现出沉闷的僵持。
正如邵荣所料，元军江南统帅卜颜帖木儿果然将反攻的重点，选在了杭州府。
东线，他命令部分兵马轮番佯攻通往徽州路的要隘昱岭关，以此吸引汉军主帅徐达的注意力；同时，暗中调集精锐进入建德路和婺州路，试图绕过防线，偷袭富阳县和诸及州。
但徐达并未中计，分兵驻守杭州、绍兴两府的李喜喜、赵普胜也早有防备，相继击败来犯元军，破敌近万。
中线，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董抟霄在得到卜颜帖木儿增援后，率军北上，试图反攻宁国路治所宣城，却遭到汉军悍将毛贵所部的迎头痛击，锻羽而归。
但毛贵随后趁胜攻打宁国路辖县宁国县时，也被快速稳住阵线的董抟霄所部挫败，双方在此在线你来我往，互有胜负，形成了拉锯。
西线，元军湖广、江浙行省的两部客军，虽然屯集重兵于池州路，摆出一副既要西进庐州路、又要东攻太平府的咄咄逼人之态，实际却是最怂，是整个江南元军中战意最弱的一方。
自湖广行省左丞恩宁普丧师万馀众身死无为州后，池州元军便再没有主动发起过象样的进攻。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围困石汉的江南元军总兵力近三十万，但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战绩，只有淮南行省左丞馀阙率领安庆路兵马，拔掉了汉军在庆元路的前哨据点——桐城新城。
相比之下，汉军在江南的情况要稍好一些。
在内线，胡大海平定了湖州府和广德府的全境，使得汉军控制区内部再无成建制的元军势力，可以将更多的力量投送到外线战场。
但在外线，除了毛贵攻陷了宁国路辖下的泾县，以及张德胜率领的长江水师击败元军运兵船队之外，近段时间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重大战绩。
汉、元两军在江南陷入僵持状态，其实很正常。
围绕淮南、浙北这片内核局域，双方共计投入了近五十万兵马，仅在浙北一线，对峙的军队就不下四十万人。
如此庞大的兵力，无论是据守险要关隘（如杭州府方向），还是屯集于坚城之下（如池州路方向），亦或是受限于山区狭窄道路而无法展开（如宁国路方向）。
任何一方想要在某个方向上取得突破，都异常困难，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轻易将主力投入某个方向，进行胜负难料的决战。
就以最适合大军展开的池州路来说，即便石山集中所有兵力，侥幸击败了战意最弱的湖广、江西客军，剩馀的元军大不了放弃池州路，退入地形更为复杂的江州路。
而汉军则陷入两难：不继续扩大战果，则此战的意义大打折扣；若继续西进，不仅要面临安庆路和江州路元军的夹击，漫长的后勤线也有被江浙元军拦腰截断的巨大风险。
更何况，元军重兵集结于贵池、铜陵两城，汉军能否一战将其击败，本身就是一个未知数。
超大型战役往往如此，当交战双方都拥有极多的兵员和广阔的战略纵深时，大战动辄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比拼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勇武，更是双方的耐心、国力、后勤以及查找战机的能力。
看谁先支撑不住，先露出致命破绽。
但这个过程，绝非消极等待。
无论是石山还是卜颜帖木儿，都在积极地准备着打破僵局的“变量”，力求在对峙中谋求“制人”之机，同时严防死守，避免“受制于人”。
在军事上，石山将打破僵局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两个方面：
陆上，在胡大海平定内线后，他便调拔山左卫一部入杭州府，暂时归徐达统一节制，意图加强东线力量，寻求对元军展开局部反攻，重点突破口就选在战况激烈的宁国路。
水上，则是已经取得了制江权的长江水师。
元军若要截断汉军南北联系，必然要设法重建水军，虽然暂时没看到这支力量，但只要其露头，长江水师便可寻机予以歼灭，从而赢得更大的战略机动空间。
内政上，除了新收取的广德府，其馀已经度过了最初的混乱期，社会秩序初步恢复，开始为汉军稳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