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番话，既肯定了陈敬的能力，也点出了潜在的政治风险，考虑得颇为周全。
陈敬年过五旬，虽是通过“纳粟补官”途径上位，却是个真有抱负的士绅。
此人去年刚上任，便有感于句容县旱涝频仍，民生艰难，多方奔走筹集钱粮，利用冬季农闲，督导疏浚了淤塞的句容河，加固两岸河堤，并主持修建了通济闸等关键水利设施，惠及一方。
昨日威武卫破城后，陈敬投降，也没有消极怠工，反而主动向王弼提出了趁着政权更迭，阻力较小的时机，着手解决句容县“豪强隐田转税，小民不堪重负”的历史积弊等建议。
在王弼看来，陈敬确实是个愿意干事，也能干成事的实干之才，对其颇为赏识，有心全盘接纳其建议，待干出了成绩，再向石元帅报喜。
此刻，听了孙炎的点拨，方才醒悟自己只考虑了做事的效率，却忽略了官场上的规矩和潜在的隐患，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肃然起身，对着孙炎躬敬地行了一礼。道：
“若非先生提醒，王某几误大事！弼受教了！”
次日清晨，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道路开始变得泥泞。王弼以为孙炎定会因此推迟行期。
不料，孙炎却如约准时赶到军营，见到王弼便解释“江南春夏之交多雨，不敢因些许风雨眈误了拜见石元帅的正事”。
王弼感佩其行事果决，当即不再多言，精心挑选了一什士兵，护送郭英和孙炎等人前往江宁。
这场春雨连绵不绝，一下便是整整六日，还越下越大。
雨水浸透了土地，道路变得泥泞不堪，车马难行，终究还是大大延误了行程。
同时，王弼还派出快马，呈文送达江宁城外的元帅行辕。
文中详细汇报了句容之战的经过、斩获等情况，奏明了孙炎已应召启程的消息，并重点介绍了原句容县丞陈敬留守代理县务一事及其提出的清理隐田、整顿赋税以稳固句容的建议，请元帅示下。
石山对句容战事的顺利和粮草的解决感到很满意，更对陈敬的建议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深知，江南赋税问题积弊已久，根源可追朔至元初，甚至更远。
当年，元世祖忽必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阻力，争取江南士绅支持，以尽快平定南宋，采取了怀柔政策，如大量任用南宋旧官、减免赋税、优免士绅徭役等。
此举，使得元军征服江南的过程异常顺利，基本没有遭遇大规模的反抗。
至于后来元廷在政治上打压“南人”，又因财政危机而不断加征各类商税、盐税等，那已经是平定南宋之后的事情了。
而当初承诺的减免赋税、优免徭役等“善政”，却在江南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延续下来，尤其是士绅和儒户“免服杂泛差役”的特权。
后来事实上的田赋增加，更多是政策执行中的异化和吏治腐败导致执行失效，绝不是元廷从根本上推翻忽必烈当初定下的怀柔江南士绅总基调。
忽必烈作为异族征服者，每多占领神州一寸土地都是额外收益，自然乐于用“本就不属于自己的权利”换取眼前的顺利征服，也不用考虑这些“善政”会给后世治理江南埋下怎样的隐患。
——尤其是士绅特权坐大、国家税基受损、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积累等问题。
石山志在重塑华夏，创建一个强盛的新政权，不使国人再次沦为异族奴隶，自然不能允许这些严重损害国家元气，加剧社会不公的积弊继续存在。
江南士绅作为一个整体，其不应享有的特权必须被限制（完全剥夺是不可能的，石山自认此生无法做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排斥所有江南士绅。
对于其中那些有远大抱负和真才实学，愿意顺应时代潮流，为新生政权效力的精英分子，他同样不吝给予重用和机会。
清理隐田、整顿赋税，历来都是极其艰难，极易得罪人的事情，会触动无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主持此事者即便成功了，也往往会被利益受损的士绅阶层口诛笔伐，背上骂名。
陈敬本身就是句容士绅阶层的一员，却敢于拿自己的家乡试验，向自己的阶层“开刀”，这份魄力、胸怀和远见，绝非寻常之辈。
若其果能做成此事，石山能保证，句容县丞将是陈敬功业腾飞的起点。
因而，在收到王弼的呈文后，石山未做尤豫，立即做出批复：准王弼所请，正式任用陈敬为句容令，并鼓励其大胆施为，探索清理隐田，整顿赋役之策，红旗营元帅府将为其提供必要支持。
快马传递公文，不惧风雨，速度远比孙炎一行的车马要快。
待孙炎一路跋涉，终于赶到江宁城下时，时间已经到了四月中旬。但石山承诺的“倒履相迎”并未如期出现——因为他就不在雨花台大营中。
孙炎等人抵达的前一日，雨花台西面的南河突然决堤，洪水冲毁了沿岸民宅百馀间，淹没农田三千馀亩，受灾百姓千馀人。
得知南河灾情后，石山仅在营中留下四千兵马，继续监视江宁，严防守军趁机出城偷袭。他自己则亲率其馀人马，火速赶往决堤之处，指挥抢险救灾，安置受灾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