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其他渠道？谁在贩卖我们凌源市民的个人信息？必须查清楚。第二，话术为什么能精准击中老年人的心理？他们的剧本是怎么设计的？有没有国内的人配合提供本地情况？第三，资金通道虽然在境外，但转账、取款等环节，有没有可能在国内找到突破口？能不能联合银行，建立预警机制？”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灯火通明的会议室里，大家各抒己见，激烈讨论。最终确定了几条新战法：第一，与通信运营商深度合作，建立针对境外可疑号码、诈骗话术关键词的实时预警系统，一旦发现异常通话，立即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提醒用户；第二，联合各大银行，对六十岁以上老年人、拆迁户等重点人群的大额转账设立“24小时冷静期”制度，转账前进行风险提示，转账后及时回访确认；第三，网安部门组建专门的攻坚小组，主动进攻，潜入电诈相关的黑产群组、暗网论坛，伪装成买家或卖家，从源头获取情报，追踪诈骗团伙的真实身份和窝点位置。
“同志们，”雷杰看着疲惫却依旧充满斗志的干警们，语气沉重而坚定，“老百姓把钱交给我们保管，把安全交给我们守护，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跨境电诈，我们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赢！”
内部的分歧与转型的阵痛
新战法的实施，在凌源县公安局内部引发了意想不到的争议和阻力。
在周一的局务会上，刑警支队的老王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老王今年五十多岁，从警三十多年，经历过无数次街头枪战和暴力抓捕，是局里公认的“老资格”。他穿着一身旧警服，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风霜，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抵触：“雷局，咱们是公安局，是执法机关，不是通讯公司，也不是银行。建立预警系统要协调运营商，设立‘冷静期’要银行配合，这些工作超出了我们的职责范围，也不是我们擅长的。而且，扫黑除恶刚结束，大家连续高强度工作了三年，好不容易能喘口气，现在又要搞这么大动作，同志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吃不消啊。”
“王支队，我理解你的顾虑。”雷杰看着老王，语气平和，“但我想问问你，你觉得老百姓被骗一百七十万，和被人抢了一百七十万，哪个更严重？抢劫是暴力犯罪，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能通过侦查、抓捕、审判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但电诈是智力犯罪，犯罪分子藏在境外，老百姓被骗后，钱很难追回来，心理创伤也更严重。王老太太的情况你也知道，那是她的养老钱、救命钱，被骗后她几乎崩溃了。我们作为警察，能眼睁睁看着这种事情发生吗？”
“那不一样，抢劫是面对面的犯罪，性质更恶劣。”老王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我们的警力本来就紧张，扫黑除恶后，很多干警都被抽调到了其他岗位，现在再抽调人手去搞网安、搞电诈，其他刑事案件怎么办？”
“时代在变，犯罪形式在变，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必须跟着变。”雷杰站起身，目光扫过在场的中层干部，“扫黑除恶是阶段性的胜利，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是长期的责任。以前我们面对的是刀光剑影，现在面对的是网络诈骗、思想渗透，这些新型犯罪虽然没有硝烟，但危害同样巨大。我们不能守着过去的经验过日子，必须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局务会上，年轻民警们大多支持雷杰的新思路。网安大队的年轻民警小李，刚从警校毕业两年，是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他激动地说：“雷局说得对，现在的犯罪越来越高科技，我们必须用科技手段对付科技犯罪。暗网、虚拟货币、加密通讯，这些都是我们以前不熟悉的领域，但只要我们肯学，一定能掌握。我愿意加入攻坚小组，潜入黑产群组获取情报！”
经侦大队的年轻干警也纷纷表示支持：“跨境电诈不仅危害民生，也影响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尽快打击，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社会秩序。”
但一些老干警的抵触情绪，比雷杰预想的要强烈。他们习惯了传统的侦查办案模式，对网络、科技等新事物感到陌生和畏惧，更愿意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愿轻易尝试新的工作方式。
更让雷杰忧心的是，两天后，县委办转来一份省里下发的征求意见稿——《关于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执法行为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文件打印在厚厚的A4纸上，标题醒目，内容详尽，主要围绕“规范涉企执法程序”“减少不必要的执法干扰”“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展开。
雷杰仔细翻阅着文件，看到其中几条内容时，眉头越皱越紧：“对企业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事先进行风险评估，避免对企业正常经营造成不当影响”“严禁对企业进行‘运动式’执法检查，同一企业同一事项的检查一年不得超过一次”“涉企案件的办理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需延长的，必须报上级部门批准”。
文字都很规范，看似是为了优化营商环境，但结合当前的形势，雷杰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深意。他抬头看向坐在对面的林雪，发现她也在仔细阅读文件，在文件的空白处，用红笔批注了一行字：“此件由省政法委研究室起草，李建平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