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小城市，以民办教育、文化培训、国际夏令营为载体，渗透到教育系统内部。他们的核心目标不是直接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培养一批对中国现行体制持‘批判性思维’的青少年。”
“具体怎么操作？”林雪坐在雷杰身边，眉头紧锁，问道。
“方法非常隐蔽，也很狡猾。”张科长调出了一批被查获的“辅助教材”照片，“他们不会直接否定我们的制度和价值观，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对比、暗示、选择性呈现，潜移默化地解构主流价值观。比如，这套所谓的《世界文明对比读本》，里面选取的中国案例都是古代的‘苛政’‘**’，而外国案例则全是‘民主’‘自由’的正面故事；再比如这个‘独立思考训练课程’，设置的议题全是‘政府该不该限制企业发展’‘执法机关是否权力过大’这类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引导孩子们质疑权威、质疑体制。”
雷杰拿起一份打印出来的教材节选，上面的文字看似客观中立，却处处暗藏玄机。比如在讲述“法治”时，刻意放大个别执法不当的案例，却对扫黑除恶、打击犯罪带来的社会安定避而不谈；在介绍“公民权利”时，片面强调个人自由，却忽视了集体利益和社会责任。
“最棘手的是，”张科长的语气愈发凝重，“他们所有的活动都游走在法律边缘。教材内容不违法，培训形式不违法，甚至资金往来都披着‘慈善捐赠’‘学术交流’的合法外衣。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很难对其行为进行定性和处理。他们就像一群苍蝇，不咬人，但恶心人，长期下来，会慢慢腐蚀青少年的思想根基。”
与此同时，凌源的跨境电诈案件呈现出爆发态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胜利后，凌源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经济逐渐复苏，老百姓手里的余钱也多了起来——有的是征地拆迁补偿款，有的是生意好转后的盈利，有的是外出打工攒下的辛苦钱。这些“新富起来”的人群，因为缺乏防范意识，成了境外电诈团伙眼中待宰的肥羊。
第四起案件的受害者王桂兰老太太，雷杰亲自去了她家。那是一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旧筒子楼，楼道狭窄昏暗，墙壁上布满了污渍和小广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老太太的家在三楼，房门虚掩着，雷杰轻轻推开，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扑面而来。
房间很小，只有十几平米，陈设极其简陋：一张老旧的木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一张折叠桌，还有一台屏幕泛黄的老式电视机和一个嗡嗡作响的破冰箱。王老太太坐在木板床上，背靠着墙壁，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褪色的存折，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阿姨，我是凌源县公安局的雷杰。”雷杰轻轻关上门，走到床边，声音尽量放柔，“我们来看您了，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老太太缓缓转过头，空洞的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嘴里反复念叨着：“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真的没干过……他们说我犯罪了，说我洗钱……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洗钱呢……”
“阿姨，您没犯罪，是犯罪分子骗了您。”雷杰蹲下身，与老太太平视，语气诚恳，“那些人是骗子，冒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就是为了骗您的钱。”
“骗我？”老太太的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波动，她猛地抓住雷杰的手，枯瘦的手指像铁钳一样，紧紧攥着他的手腕，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雷局长，你说他们是骗子？那我的钱……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那是我老伴的抚恤金啊……他以前在矿上上班，瓦斯爆炸死的，就留下这么点钱……还有拆迁款，是我养老的钱……”
老太太的声音越来越激动，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滚落，滴在雷杰的手背上，带着一丝冰凉的温度。雷杰的手被握得生疼，但更疼的是心里。他能感受到老太太心中的绝望和无助，那是一种被掏空了所有希望的痛苦。
“阿姨，您放心。”雷杰郑重地点头，眼神坚定，“我们一定会尽力追查，想尽一切办法帮您把钱追回来。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对您的承诺。”
离开王老太太家，雷杰的心情异常沉重。楼道里，邻居们探头探脑地看着，脸上带着同情和无奈。他知道，这样的案件，不仅让老太太遭受了经济损失，更给她的心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
回到公安局，雷杰立即召开了跨境电诈专项工作会议。网安大队长大刘汇报了目前的侦查难点：“雷局，这些电诈团伙非常狡猾。他们的服务器都设在东南亚的某个国家，通过多层网络跳板隐藏真实P，资金交易全部使用虚拟货币，落地后迅速转入境外赌场洗白。我们已经向对方国家的司法部门发了国际协查函，但对方的司法效率大家都知道，而且涉及跨境资金流动，取证难度非常大，短期内很难有结果。”
“那就换个思路。”雷杰敲了敲桌子，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不能只追着钱跑，要从源头入手。诈骗成功需要三个要素：精准的信息获取、蛊惑人心的话术剧本、畅通的资金通道。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突破。”
他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写下三个关键词：“信息、话术、资金”。“第一，信息从哪里泄露的？是房产中介、银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