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而是视为一个动态的“家庭情感-决策系统”。他派出不同特质的“话术师”，分别伪装成投资顾问、心理咨询师、海外教育机构代表等，与目标家庭的不同成员建立长期、看似专业的联系。他们系统地收集每个成员的性格弱点、家庭内部矛盾、财务担忧、人生遗憾，并输入危暐设计的“家庭互动预测模型”。模型会模拟不同压力情境下，家庭成员可能的情感应激反应和相互影响路径，并据此设计分阶段的“催化事件”和“话术介入点”。
“他在进行一场活体的‘家庭动力学’实验和操控，”孙鹏飞分析道，“其‘算法’复杂程度远超针对个体。他试图预测和引导整个小型社会单元（家庭）的集体决策走向，将其导向预设的财务崩溃点。这需要极高的多线程协调能力和风险控制。”
第二阶段：“压力测试”与“信任剥夺”的同步进行。
在建立初步信任后，“话术师”们开始制造一系列看似无关但令人不安的“小危机”：伪造税务稽查风声、暗示商业伙伴不可靠、编造子女在海外的“潜在麻烦”等。同时，他们会以“帮助解决”的姿态出现，提供看似合理但需要小额资金“周转”或“疏通”的方案。目标家庭成员在焦虑中，开始依赖这些“专业人士”，并逐渐与原本可能提供客观建议的真实亲友疏远——这是危暐“剥离外部支持”策略的升级版。
模拟显示，危暐对此阶段的监控极其严密。他要求“话术师”每天汇报目标成员的情绪指数、决策倾向变化、以及家庭成员间沟通频率和内容的关键词。他会根据这些数据，实时微调“催化事件”的强度和“介入话术”的侧重点，确保整个“系统”的紧张度在可控范围内稳步提升，既不至于过早崩溃，也不至于失去压力。
第三阶段：“终极解决方案”的抛出与“集体决策”的诱导。
当目标家庭被持续的焦虑和孤立感折磨到一定程度，危暐亲自设计的“终极解决方案”被抛出：一个虚构的、需要大笔资金注入才能“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跨境资产安全重组项目”。这个项目被包装得极其复杂、专业，充满法律和金融术语，并附有伪造的权威文件和国际“专家”背书（由其他话术师扮演）。
关键在于，这个“解决方案”被设计成需要家庭主要成员共同决策和签署文件。话术师们会分别对不同成员进行“最后一推”，利用他们各自的心理弱点（父亲的责任感与掌控欲、母亲对子女安全的焦虑、子女的愧疚感等），并暗示“这是挽救家庭的最后机会”、“其他家人已经倾向于同意”。
“他在利用家庭内部的感情纽带作为杠杆，”程俊杰感到一阵寒意，“将亲情转化为逼迫就范的压力。他的‘算法’不仅计算个人，更计算关系中的情感能量如何被转化为顺从的能量。这是将‘爱’与‘责任’武器化的极致。”
项目日志碎片显示，在“终极方案”抛出前的最后一次内部评估会上，危暐对他的核心团队说：“系统压力值达到预设阈值87，信任转移完成度92，外部干扰因子已基本隔离。‘解决方案’的接受概率模型显示，未来72小时为最佳行动窗口。各单元按‘收割协议-最终版’执行。记住，我们不是在‘骗’，我们是在引导一个系统走向其基于现有数据和心理模式的最优（对我们而言）稳定态。”
他的语气冷静，充满掌控感，仿佛在部署一次精密的科学实验或商业并购。
然而，重构也揭示了一些微小的、可能被危暐忽略或低估的“系统噪音”：
目标家庭的女儿，在与伪装教育顾问的话术师交流时，曾无意中提及小时候父亲在类似危机中坚守原则的往事，虽然当时被话术师巧妙转移了话题，但这表明家庭内部存在未被完全磨灭的“健康叙事”记忆碎片。
一位话术师在汇报时，提到目标母亲在极度焦虑时，曾下意识地喃喃祈祷（一种其原生文化的古老习惯），这种非理性的、超越功利计算的行为模式，可能未在危暐的“心理模型”中得到充分权重。
危暐自己的团队内部，尽管有严格的绩效控制和轻度意识形态灌输，但个别年轻话术员在参与如此庞大、针对家庭的阴谋时，私下流露出不易察觉的不安和麻木感，这种内部“耗损”在紧张的执行期可能被忽视。
这些“噪音”本身或许不足以颠覆整个计划，但它们像细小的裂隙，存在于危暐那看似完美的“算法”晶体之中。
（三）无法压制的 raw：银行大厅的“算法漏洞”
紧接着，重构聚焦于银行大厅事件本身。这一次，团队不再从鲍玉佳等守护者的视角，而是尝试从危暐及其现场指挥者的视角，模拟事件爆发前后的决策与反应。
根据后期审讯，现场指挥者（一名高阶话术师）在事件发生前，认为一切尽在掌控。目标家庭主要成员已被说服前往银行办理转账，情绪处于高压下的服从状态。现场安排了数名“安保”（实为打手）伪装成银行客户或工作人员，防止意外。
危机爆发瞬间（老太太突然挺身而出保护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