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彻底绕开了‘意义构建’，直接诉诸前意识的动作反射和集体模仿本能。但这种状态，与我们在对抗‘伪光之茧’时试图唤起的‘健康意义’（情感、道德、希望）似乎是矛盾的。我们是不是在对付不同敌人时，需要分裂甚至对立的‘自我状态’？”
梁露则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让我想起了危暐。在他对受害者进行深度操控时，尤其是‘空蝉’项目，他是否也在诱导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不是健康的 raw 行动，而是一种……‘表演性的、服从指令的 raw’？受害者被引导剥离了自身的情感和道德参照系后，其行动（如配合转账、发展下线）是否也呈现出一种 raw 的、但被完全扭曲和定向的‘高效’状态？这种状态与鲁卡在‘镜渊’中 ontarily（暂时）陷入的、对动作本身的元认知迷障，有没有某种同构性？”
这个联想将团队的注意力再次拉回对危暐犯罪手法的深度剖析，特别是其如何系统性地剥离受害者的“真实存在感”，并用一种“指令性存在”来替代。
在“静默分析核心”，团队调取了“空蝉”项目中一位幸存者（代号“画家”）在长期心理康复后，尝试用绘画表达那段经历的作品和记录。画作阴郁抽象，但心理咨询师笔记中记录了她的描述：“……最可怕的不是被打骂，是那种……‘真空’感。他们不断告诉我，我之前的喜怒哀乐、我的艺术追求、我对家人的爱，都是‘虚假的自我建构’，是社会的编程。一开始我激烈反抗。但后来，在不断的否定、疲劳和那套看似无懈可击的‘解构话术’下，我好像真的……飘起来了。我感觉不到愤怒，也感觉不到悲伤，甚至感觉不到‘我’。只剩下一个空壳，在按照他们的指令移动、说话。那时候，让我去骗人，我好像也不觉得‘不对’，只是觉得……那是需要完成的‘程序’。我变成了我自己行为的旁观者，一个冷漠的、执行指令的机器。”
孙鹏飞分析道：“这是‘去真实化’（derealization）和‘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的极端表现。危暐的话术系统性地攻击了受害者自我叙事和情感体验的真实性基础，使其陷入存在性虚无。然后，他提供一套简单的、基于恐惧和功利计算的‘指令系统’，作为新的‘存在支架’。受害者在这种状态下行动，看似高效（因为无内心冲突），实则完全丧失了自主性和道德主体性。这是一种被抽空了内在真实性的、僵尸般的 raw。”
付书云补充道：“他（危暐）自己好像也活在这种状态里。后期跟他接触，感觉他像是戴着一张极度逼真、但后面是空的‘人皮面具’。他的一切反应、计算、甚至偶尔流露的‘情绪’，都像是精确计算后的表演，为了达成某个目的。你感觉不到后面有一个……有温度、会犹豫、会真心笑或痛的人。”
马文平从犯罪心理画像角度说：“很多连环杀手或高功能反社会者都有类似特质，但危暐将其‘技术化’和‘可传授化’了。他不仅自己进入这种‘抽离的表演状态’，还研究如何将他人也诱导进这种状态，以实现操控。”
陶成文总结：“所以，危暐的终极技术，是制造一种‘真实的剥离’和‘表演性存在的植入’。这与‘镜渊’诱发‘思辨内爆’导致与外部现实脱钩，以及‘伪光之茧’用精致的内心花园替代外部责任，在导致‘存在感异化’这一点上，或许殊途同归。它们都试图切断个体与真实世界（包括外部现实、道德律令、原始情感、集体责任）的鲜活连接，代之以某种 ternally foced（内聚焦的）、ntrolled（受控的）或 self-referential（自我指涉的）替代状态。”
“那么，我们定义的‘健康 raw 瞬间’或‘存在锚点’，”鲍玉佳缓缓说道，“其核心标准，就必须包含与真实世界（包括物理现实、道德事实、他人痛苦、历史责任）的不可分割的、有血有肉的连接感。鲁卡‘下一锤’的力量，不仅在于动作本身，更在于那动作指向修复熔炉、守护族人的真实意图和责任。瑟琳娜的咏叹，其力量在于连接着深海记忆和集体传承的真实文化血脉。孙鹏飞的粗暴命令，其力量在于将人拉回身体的物理实在和集体的即时同步，这是最基础的、无法被思辨消解的真实层。如果失去了这种与‘真实’的连接，任何 raw 行动或体验都可能被异化，甚至成为操控的工具。”
这个认识，为“琥珀计划”和scap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更清晰、也更根本的方向：封存和唤起的，必须是那些深深植根于真实世界连接（对他人、对责任、对历史、对物理存在）的 raw 体验与行动冲动。对抗各种意义攻击，本质上就是守护这种与真实世界的鲜活连接不被剥离、扭曲或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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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琥珀的进化：从“瞬间”到“根系”
基于对“真实连接”核心重要性的新认识，“琥珀计划”进入了20阶段。目标不再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