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的那个‘污染源样本’——危暐——的终极行为模式中，去寻找‘污染物’的分子结构。”
（二）审判的回响：危暐的“终极接种”
对危暐（vcd）犯罪模式的再分析，无法再满足于记忆回溯或数据调取。团队需要一个更沉浸、更交互的“情境重构”，以模拟危暐在心理操控巅峰时期，尤其是进行“空蝉”项目等终极实验时，其思维模式与受害者心理之间的动态博弈。这不仅是寻找技术线索，更是试图理解，一种极致的、将意义武器化的“污染逻辑”，究竟如何在个体层面完成其“接种”过程，并留下可能持久潜伏的“认知印迹”。
经由联盟最高安全委员会特别授权，团队获准接入保存在绝对隔离设施中的、危暐被捕后部分被强制提取和封存的思维模式碎片记录（经过严格伦理审查和技术处理，确保无意识残留风险）。这些碎片来自其深度审讯期间，通过高精度意识扫描捕捉到的、与其犯罪技术核心相关的“思维定势”和“逻辑路径”模板，好比一套高度复杂的、但已停止运行的“恶意软件”的源代码片段。
在“抉择之点”最底层的、多重屏蔽的“静默分析核心”，团队借助这些碎片，结合已知受害者证词、话术记录、以及kk园区环境数据，构建了一个高度拟真的“心理交锋模拟场”。鲍玉佳、曹荣荣、孙鹏飞、程俊杰作为主要体验和分析者，张帅帅、沈舟、陶成文、魏超、梁露在外部监控并提供策略支持。付书云和马文平也被邀请旁观，他们的灰色地带经验和执法视角或许能提供独特洞见。
模拟场中，他们并非“扮演”危暐或受害者，而是以“观察者-分析师”的复合视角，嵌入模拟的交互情境，近距离感受那种“意义框架置换”的毒性过程。
情境一：解构希望的“逻辑闭环”。
模拟对象是一位虚构的、具有强烈道德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年学者（模型基于多位真实受害者特征合成），因误信“国际合作项目”被诱骗至kk园区类似环境。当最初的恐惧和困惑稍缓，他开始试图用理性、道德和国际法来质疑和抵抗。
危暐的思维碎片被激活，驱动模拟中的“操控者”（一个声音冷静、毫无情绪起伏的虚影）进行应对。操控者并不直接驳斥学者的论点，而是沿着学者的逻辑框架，进行看似“更深入”、“更现实”
学者： “你们这是非法拘禁！违背基本人权！”
操控者： “人权是一个美好的概念。但它建立在特定的法律体系和社会契约之上。请问，您此刻所处的地方，适用的是您熟悉的那套法律和契约吗？现实的地理和政治边界，往往就是概念效力的边界。”
学者： “国际社会不会坐视不管！”
操控者： “国际社会由利益和国家主权构成。您个人的困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优先级远低于地缘政治、经济合作和情报交换。期待外部拯救，是基于对抽象概念的过度信任，而忽视了力量博弈的冷酷算式。您的时间、您的安全，是这场算式中可以被忽略的微小变量。”
学者（情绪激动）： “你们不能这样抹杀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
操控者： “价值和尊严，是主体间相互承认的产物。当您失去与原有承认共同体的联系，陷入一个不承认您原有价值和尊严的规则体系时，那些概念在这里的交换价值趋近于零。它们只存在于您的回忆和期望中，而回忆会褪色，期望会落空。承认现实环境的规则优先级，是生存理性的第一步。”
曹荣荣在外部感知着模拟中学者的心理状态变化：“他在被……‘说服’。不是被谎言说服，是被一种更冰冷、更‘现实’的逻辑框架说服。操控者没有提供新信息，他只是系统地、利用学者自己的理性工具，将他原有的希望框架（法律、国际社会、人的尊严）论证为‘在此地无效’或‘次要’。这是一种利用理性本身来窒息希望的技术。受害者的理性越强，反而可能陷得越深，因为他无法在自己的逻辑体系内找到漏洞。”
孙鹏飞记录着关键点：“危暐擅长制造‘逻辑闭环’，将受害者困在其自身理性推导出的绝望结论中。这会在受害者认知中留下强烈的‘无力感’和‘现实扭曲感’印迹。即使日后脱离环境，这种‘理性推导出绝望’的思维路径可能会成为潜意识的‘认知疤痕’，使其在未来面对压力或不确定性时，容易滑向悲观的、认为‘努力无效’的预设框架。”
情境二：制造“选择”的幻觉与“自愿”的假象。
模拟对象换为一位更注重实际利益、试图谈判的商人。操控者不再强调“现实规则”，转而提供“有限选择”。
商人： “放我走，我可以给你们钱，比你们骗到的多！”
操控者： “很好的提议。但‘放走’涉及复杂的风险评估和多方协调，成本很高。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更有效率的方案：您配合我们完成三个‘客户开发’任务（即发展下线诈骗）。完成后，根据绩效，您不仅可以安全离开，还能获得一笔可观的‘合作佣金’。这是a方案：付出劳动，获得自由和报酬。或者，b方案：继续目前的状态，等待渺茫的未知结果。您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