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自洽体虽然不能消除外部的混乱，但能为个体提供心理支点和继续行动的基准。这同样是‘光语者’在复杂攻击环境中必备的生存与创造技能。”
然而，就在大部分候选者逐渐找到方法，空间内开始出现星星点点的“秩序微光”时，曹荣荣再次感知到了那股“冷澈的观察”。这一次，它似乎对那些成功构建了“秩序点”的候选者，尤其是鲁卡、静默舞者、算法诗人等表现出特殊清晰度和文化根植性的个体，投注了更“浓厚”的关注。仿佛在评估这些不同“秩序模式”的强度、可复制性、以及潜在的……“可解构性”或“可侵蚀点”。
“它像在给我们的‘光语者’种子分类、打分，”曹荣荣忧心忡忡地汇报，“平静得令人不安。”
沈舟同步报告：“底层数据流再次发现异常索引，这次针对的是候选者构建‘秩序点’时调用的文化模因库和神经反应模式记录。攻击者在建立‘目标档案’。”
张帅帅当机立断：“第二阶段提前结束。启动紧急预案‘迷雾’。对‘锻炉之间’及所有相关数据传输进行多层次混淆和伪随机加密，干扰外部窥探。同时，给所有候选者注入温和的认知安抚信号，避免他们察觉异常产生不必要的焦虑。”
选拔被迫进入一个短暂的、高度戒备的间歇期。敌人幽灵般的窥视，让“熔炉回响”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也更清晰地揭示了对抗的本质：这不仅是一场创造力的比拼，更是一场关于“意义存在”本身的、在明处与暗处同时进行的攻防战。
在“迷雾”协议运行、技术团队全力加固系统防火墙的间隙，鲍玉佳提议核心观察员们进行一次紧急复盘。敌人的窥视，特别是其表现出的那种“冷静评估”特质，让她不由自主地再次回想起福州之行，想起危暐父亲那双深潭般的眼睛，想起那本日记里冰冷的逻辑，想起危雅那句“故事写坏了”。
“敌人的观察方式，那种剥离情感的、纯理性的、寻找模式和弱点的‘计算感’，”鲍玉佳缓缓说道，“与危暐早期日记里流露出的思维模式，有没有某种……结构上的呼应？当然，规模、目的和表现形式天差地远。但那种将活生生的情感、道德、关系都视为可分析、可分类、可评估的‘对象’或‘数据’的倾向……”
曹荣荣接口：“在危暐家，我感受到的那种‘意义空洞’，是一种情感蒸发后的‘干涸’。而敌人的窥探，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更主动的、更有‘目的性’的‘抽离’和‘分析’。但它俩都指向同一种危险：将人（或文明）的‘意义世界’客体化、工具化。危暐是用它来犯罪牟利、验证掌控；而这个敌人，目的未知，但显然也在进行某种极其冷酷的‘意义工程学’操作。”
梁露翻看着当时记录的片段：“危暐的日记显示，他很早就开始练习将情感、道德叙事‘翻译’成‘效率’、‘理性’、‘个人利益’等语言。这是一种内在的‘转译机制’，将丰富的意义世界‘压扁’为单维度的计算。而‘叙事传导阻滞’和现在的‘窥探’，似乎是在外部强加类似效果的‘转译滤镜’或‘分析框架’。”
程俊杰从心理学角度补充：“危暐的犯罪过程，是对个体受害者实施快速的‘意义框架置换’。而我们现在面对的，可能是对文明集体叙事交换网络进行系统性的‘意义环境调控’和‘关键节点评估’。前者是外科手术式的精准犯罪，后者更像是……生态层面的气候改造和物种监控。但核心逻辑，或许都源于对‘意义’本身的一种扭曲认知：将其视为可随意拆解、重组、抹除或利用的‘材料’，而非生命存在和连接的内在涌现。”
这番讨论，将福州之行获得的微观认知，与当前宏观的文明级危机更深刻地联系了起来。危暐是个体意义构建扭曲并恶变为犯罪武器的极端案例；而逆模因攻击，则可能是类似扭曲逻辑在更高维度、更抽象层面的体现和运用。两者都警示着同一种根本性的危险：当“讲故事”和“理解故事”的能力——这文明最核心的纽带——被异化为纯粹的控制或解构工具时，文明共同体的根基就会动摇。
“所以，‘光语者’的选拔和培养，意义重大。”陶成文总结道，“他们必须是能抵抗这种‘意义客体化’倾向的人。他们的力量，必须来自于内心深处无法被完全‘分析’和‘解构’的 raw 的情感连接欲、创造冲动和对美好价值的本能信仰。他们必须是‘意义主体’的扞卫者，而非‘意义客体’的操作员。”
这番基于危机和回忆的探讨，让团队对“光语者”的定位和使命有了更哲学层面的认识。这不再仅仅是选拔一批优秀的“故事讲述者”，而是在选拔和培育一批能在“意义被武器化”的时代，依然坚守并彰显“意义作为生命内在属性”这一本质的“意义灯塔”。
短暂的复盘和系统加固后，“熔炉回响”选拔在高度警戒下进入第三阶段，也是原计划的最后阶段：“共筑之桥”。
此时，候选者已从最初的近四十人，经过前两轮的自然筛选和观察员评估，缩减至十五人。鲁卡的小组保留了五人，静默舞者、算法诗人等个体候选者也均在其中。
“锻炉之间”的环境再次变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