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温彻把自己关在基地保卫科那间小屋里。
桌上铺了一整张白报纸。
五卷色带一字排开。
他先用了个土办法筛——拉开每卷色带的头段，凑到鼻子底下闻。
打过字的色带，油墨味儿会被敲击挤压后变淡，但打得越近的，残余的墨气越冲。
第三卷。
温彻把它挑出来，卡在自製的手摇展带架上。
两只手慢慢摇把手，黑色色带一寸一寸地从轴上剥离，平铺在白报纸上。
他拧亮檯灯，亮度拧到最大，色带对著灯光，一段一段地看。
色带上的压痕是反字——铅字透过色带砸到纸上，色带本身留下的是镜像。
温彻从帆布袋里掏出一面小圆镜，一手举镜，一手持放大镜。
镜子把反字再翻一次，就正过来了。
一段一段地辨认。
速度很慢。
有些压痕叠在一块儿，得根据上下文猜字。
有些地方色带被反覆碾过，字跡模糊得只剩一点轮廓。
四十五分钟后，温彻停下来。
在白报纸上写下一组数字。
低头，接著看。
窗户上的光从白亮变成了昏黄。
檯灯底座烫手，屋里闷得很，他额角沁著一层细汗，握放大镜的手指微微发僵，中指侧面磨出了一道浅红的印子。
走廊里有人经过，皮鞋底蹭著水泥地，声音远了。
他换了个姿势，把椅子往前拉了拉，继续摇。
这时，门外响起敲门声。
江屹推门进来。
温彻没抬头。
“別催，快了。”
江屹没吭声，靠在门框上等著。
又过了二十来分钟。
温彻搁下放大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把小圆镜扣在桌面上。
他把白报纸推到江屹跟前。
“这条色带的总敲击字符数，我逐段统计过了。”
白报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和文字片段。
最底下一行，用红笔圈了起来——
“建议书正文每页约七百四十个字符，十一页正文加一页封面，合计约八千五百个字符。”
“十六份，总计约十三万六千个字符。”
“色带上的实际压痕字符数——”
温彻用红笔写下一个数字。
“约十四万四千五百。”
江屹盯著那个数字。
多出来八千五百个字符。
刚好够多打一份完整的建议书。
“没错，是十七份！”
温彻把眼镜摘下来，拿衣角擦了擦镜片上的灰。
“林月琴打了十七份，不是十六份。”
江屹的目光从纸上移到温彻脸上。
“多出来那一份，没进登记本，没进秘书处签收记录，没进会议室。”
温彻把眼镜重新架上。
“它从打字机上下来之后，就消失了。”
屋里安静了几秒。
“有没有可能是打废了？”
江屹开口，“废页按规矩得登记销毁。”
“我上午让裴凛他们查过了。”
温彻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 “那天的打字室废页销毁登记，林月琴只登了两张废页，字符数约一千五百。我在色带上也找到了对应的重复压痕段——確实是打错重打的。”
“这两张废页加十六份正式文件的字符总量，约十三万七千五百。”
“色带上多出来的七千个字符——扣掉废页之后——仍然够打一份將近完整的建议书。”
江屹从门口走到桌前，两手撑在桌沿上。
“林月琴说她只打了十六份，吕大姐说全程守著门，没人进出过。”
温彻没接话。
两个人对了一眼，都没急著开口。
“只有一种可能。”
江屹的声音压了下来。
“林月琴自己多打了一份，走的时候揣著带出了打字室。吕大姐盯的是门口有没有外人进来，不会去翻打字员身上带了什么出去。”
温彻点了下头。
江屹直起身，停了一会儿。
“我去联繫陈局长。”
第二天。
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陈局长的人传回了第一手材料。
不是密件，是一份很薄的侧面调查报告。
陈局长没有直接接触林月琴，而是安排保卫局的女干事，以工会慰问的名义走访了林月琴住的家属院。
报告摆在顾家书房的桌上。
顾昭昭翻开。
裴凛站在旁边，目光落在同一页上，先她一步念出了关键段落。
“林月琴，女，二十七岁，未婚，独女。”
“父亲林德厚，原化工部机关食堂管理员，一九七八年因公伤残退休。母亲周淑芬，原纺织厂工人，今年一月確诊胃部肿瘤。”
裴凛的声音顿了一下。
“手术费约一千二百元，而林月琴月工资是三十八块。”
一千二百块。
一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