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秋天的傍晚。王大民蹲在王三强家的灶台边，手里攥着一根还没点的烟卷，转了两圈，又放回耳朵上。他已经蹲了好一会儿了，从日头偏西蹲到天擦黑，灶膛里的火苗映着他那张被风霜磨粗了的脸，把半边脸照得忽明忽暗。
“三强，”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发涩，“俺想跟你去大连。”
王三强正蹲在门槛边择豆角，听见这话手里的动作停了：“大连？你去大连干啥？”
“俺不能老在屯子里窝着。”王大民把烟卷从耳朵上拿下来，又转了一圈，“俺在养老院干了一年多，活儿是干熟了，可俺心里不踏实。”
“不踏实啥？”
“不踏实……俺这辈子还没出过远门。你在大连那边忙不过来，俺寻思去帮你搭把手，也给自己长长见识。”他把烟卷放下，用手在膝盖上慢慢抚平，“俺不想一辈子在屯子里转，等老了啥也没见过。”
王三强蹲在门槛边，看着大哥。王大民没有看回去，低头盯着地上那道被鞋底磨亮了的门槛：“俺知道俺以前不靠谱，可这一回，俺是真想干点正事。”
王三强没有马上答话，把手里的豆角搁进盆里，拍了拍手上的土：“那你得学。码头上的活，不是光出力气就行的。”
“俺学。”
王大民走的那天，天还没亮透。他背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两件换洗衣裳、一双新鞋、还有老娘塞给他的半包烟。老娘站在院子门口，没有送到屯子口，可站了好一会儿。
“到了大连，别给你三弟添麻烦。”她说。
“俺知道了。”
王大民跟在王三强身后，走出了屯子。走到屯子口那棵老榆树下，他回头看了一眼，又转过头，继续走了。长途车上，他一直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田地变成了田野，田野变成了城镇。
“三弟，”他忽然开口，“大连那边，人说话俺能听懂不？”
“能。”王三强说，“俺也是慢慢听懂的。”
王大民没有再问，在座位上坐了很久，看窗外那些越来越密的房子。
码头上的风比屯子里硬，带着盐和铁锈的气味。王大民站在码头边，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渔船，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王三强蹲在货堆旁边，指着面前几袋货：“先把这堆虾皮搬到仓库去，搬完再歇。”
王大民弯腰抱起一袋。麻袋压在他的肩上，他沉了沉身子，才把重心稳住，然后迈开步子，一步一步往仓库走。仓库的台阶高，他迈上去时脚踝和膝盖都绷得紧紧的，把麻袋在库房里码好，又走出来。
第二袋、第三袋……他一口气搬了六袋，把最后那袋码好才停下来喘气。他蹲在仓库门口，用手背擦了擦汗，没有抬眼：“还有啥要搬的？”
“没了。”王三强蹲在旁边，“先歇歇，喝口水。”
王大民接过水壶，喝了两口，把壶盖拧好，没有再多问。
接下来的几天，王大民跟着栓子学会了认货、捆绳、记账。栓子蹲在货堆边：“这是虾皮，这是紫菜，这是干海参。你别记混了，不同的货有不同的价。”王大民蹲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用手掌压了压麻袋，感觉了一下重量，又用指头捻了捻袋口露出的货样。他看得多，问得少，可他每天收工后会把当天见过的货在心里再过一遍，把名字和价钱在脑子里一一对应起来。
有一回他把货送到了老陈家，老陈蹲在门口看了他一眼：“你是三强大哥？”
“是。”
老陈点了点头，没有多问。老陈媳妇端了一碗热水出来，王大民接过碗，蹲在门槛边喝完了，把碗还回去：“谢了。”
王大民住在码头边的小屋里。屋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他每天晚上把当天的账目理一遍——在王三强教他的那些记录方法之外，他还自己加了一本账，用铅笔一笔一划记下收过哪些货、装过几辆车、剩了多少库存、第二天要干什么。白纸黑字，分门别类，都列得清清楚楚。
他把本子合上，在桌边坐了一会儿，从兜里摸出半包烟。烟是临走时老娘给他的，他打开看了一眼，又合上了，搁在桌角。窗外海浪声隔着墙传进来，不急不慢。
一个月后，王大民已经能自己收一批货了。那天他蹲在码头边，把一袋干海参过了秤，在本子上记下数字，又看了看成色，拿手指捻了捻，让老孙头在单子上按了手印。栓子蹲在不远处看着，没有过去帮忙。
王大民把货单折好，塞进兜里：“三弟说这批货后天发，你先把货存库里。”
“好嘞。”栓子站起来，扛起那袋海参进了仓库。
王大民蹲回码头边，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了，抽了一口。这是他来大连以后抽的第一根烟。码头上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到他，可他自己知道——这批货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