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浑浊的空气截然不同。
月台上人声鼎沸，各地方言交汇，穿着各色服装的旅客扛着大包小裹，汇成一股嘈杂而充满生命力的洪流。
然而，还没等许成军和章培横细细品味这西北枢钮的晨景。
眼前的一幕便猝不及防地撞入眼帘，带来一种近乎时空错置的震撼。
就在出站口外侧，站前广场不甚平整的水泥空地上，乌泱决聚集着至少两三百人。
他们并非杂乱无序，而是排成了七八列不算整齐却界限分明的队伍。
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青壮年男性，肤色黝黑粗糙，穿着或蓝或灰、打着补丁、沾满尘土的棉袄或中山装，头戴解放帽或缠着脏兮兮的白毛巾。
他们肩上都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用麻绳或布条捆扎得严严实实的巨大行李。
不是常见的旅行包，而是巨大的、棱角分明的铺盖卷，有的外面还绑着脸盆、铁锨、
洋镐。
他们沉默地站着，或蹲着，很少有人交谈，只是偶尔抬起被风沙雕刻过的脸，用混合着期盼、焦虑、茫然的复杂眼神，望向广场一侧的几面简陋的木牌。
木牌上，用墨汁或粉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大字：“张掖地区水利工程指挥部招工处”
“白银公司矿山临时采掘队登记点”
“兰化基建处力工报名处”
“青海公路局道班工人招募”
每个木牌后，都有一两张破旧的桌子，后面坐着同样穿着朴素、面色严肃的干部模样的人，正在大声喝着维持秩序，或者低头快速地登记着名册。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旱烟味、汗味，以及一种无形的、紧绷的、关于生存机会的迫切感。
“这是————盲流？”
许成军被这阵仗震住了，低声问章培横。
盲流和流氓两回事。
这个年代的“盲流”，指自发流动查找生计的农民，但亲眼见到如此规模、如此有组织的聚集，还是第一次。
混合着时代的无奈。
赤裸裸地摆在眼前。
章培横扶了扶眼镜，面色凝重地观察着，缓缓摇头：“不全是。看那些牌子，有地区水利指挥部，有大厂矿的基建处————
这更象是有组织的劳务招募。
春耕还没完全开始，农村富馀劳力出来找短期活计，修水利，挖矿，筑路，搞基建。
管吃住，一天也许能挣块儿八毛，贴补家用。”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这里面，说不定还有前些年返城没安置完的知青，或者家里实在困难，想出来闯条活路的人。”
仿佛为了印证他的话，一个穿着明显不合身旧军装、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年轻人，挤到“兰化基建处”的桌子前，急切地递上几张皱巴巴的纸，操着浓重的陇东口音大声道：“同志！我有力气！我能干！我在公社修过水渠！”
修水渠。
他在复旦面试写的《野蔷生处是吾乡》里，柱哥就是干这个。
许成军咽了口唾沫。
桌子后的干部抬头扫了他一眼，又看看那几张公社介绍信，快速地问了几句，便在名册上划了一笔，递给他一个盖着红戳的纸条。
年轻人如获至宝，紧紧攥着纸条，转身挤回同伴中，立刻被几个人围住询问。
没有合同，没有保障，只有一张纸条和一个承诺，就能让一个人背井离乡，去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
这是1980年初春，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开始吹拂东南沿海，而在广袤的西北内陆，劳动力以这种粗粝、直接、充满汗水味的方式，开始规模性地流动和配置。
这是计划经济的馀晖与市场经济萌芽交织的奇特景象，是无数普通人用肩膀和双手，参与国家建设与自身命运搏击的最真实写照。
许成军感到喉咙有些发干。
这景象的冲击力，甚至超过了昨夜列车上的惊险。
它宏大，沉默，却蕴含着比任何戏剧冲突都更撼动人心的力量。
这些沉默的、背负着沉重铺盖卷的身影，构成了这个时代底层最坚实、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基座。
许成军和章培横提着简单的行李，站在略显拥挤的广场边缘，自光在接站的人群中逡巡。
按照会务通知，金大应该会派人来接站，但具体是谁、长什么样，两人都不清楚。
章培横还打趣：“咱们这算是有组织”的，总不至于象那些招工点的人，自己挤破头去认牌子。”
话音刚落，许成军的目光就定格在左前方不远处。
一个穿着半旧藏蓝色中山装、戴着黑框眼镜、约莫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