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点位，说：“你看，不管是英资股、红筹股还是科技股，股市永远涨涨跌跌。曾博士说过，不怕失去机会，只要有资本，明天就有新机会。”我给他看我保存的旧股票，那些泛黄的纸片上，印着当年的“九龙仓”“港灯”，也印着无数人的发财梦和血泪史。
去年股灾，儿子打电话来慌慌张张说“要跌穿两万点了”，我让他打开师父传下来的笔记本，上面写着：“股市原意是让社会繁荣，可惜人性贪婪。”我告诉他：“减杠杆，止蚀，等风头过了再看。1973年我们能熬过来，现在也能。”后来港股反弹，儿子说“多亏了阿爷的规矩”，我笑着说：“不是规矩有用，是教训有用——那些跳楼的、破产的，都是我们的老师。”
香江的水还在流，股市的浪还在涌。香港人炒股，炒的不是股票，是生活，是希望。我这一辈子，见过一夜暴富的幸运儿，也见过一败涂地的投机者；听过“买股能致富”的谎言，也悟过“稳中求进”的真理。说到底，炒股和做人一样，要懂敬畏，知进退，记住1973年的冷风，记住茶餐厅里的闲谈，记住那些用血泪换来的话——股市没有必胜法，只有活下来的人，才能等到下一个牛市。
第四章 草根的股海挣扎：茶餐厅里的血泪与妄想
茶餐厅的卡座，从来都是香港草根股民的“作战指挥部”。早市开盘前，穿蓝领工装的工厂佬、系围裙的茶餐厅伙计、拎菜篮的屋邨师奶，挤在油腻的桌前，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报纸，嘴里念着“贴士”，眼睛盯着墙上挂着的小电视——那是90年代初，没有智能手机，行情全靠电视滚动播报和经纪电话通知。
我认识阿强时，他还是茶餐厅的侍应，月入三千块，却总梦想着“靠炒股赚够钱开分店”。1996年红筹股热潮，他听隔壁桌老股民说“中资股必涨”，偷偷把准备结婚的十万块礼金全投了进去，还加了七成孖展。起初股价真的涨了，他连续三天请工友喝冻柠茶，拍着胸脯说“过两个月就辞工当老板”。可到了1997年，红筹股断崖式下跌，他买的股票单日跌了三成，经纪天天打电话催补保证金，电话那头的声音像催命符：“再补五万，不然就强制平仓！”
阿强把父母给的首付钱挪了出来，以为能扛过去，没想到股价越跌越狠，最后被券商强行平仓，十万本金加借来的钱全亏光了。那天他在茶餐厅角落坐了一夜，面前的菠萝油放凉了都没动，眼眶通红地问我：“阿叔，为什么我跟着贴士买，还是会亏？”我指着电视里播报的恒指走势图，告诉他：“贴士是机构放出来的诱饵，他们赚够了就跑，留下你们这些散户接盘。港股没有涨跌幅限制，跌起来根本不给你反应时间。”后来阿强的未婚妻走了，他也辞了工，去码头当搬运工，再也不提炒股的事。
屋邨的陈师奶，是另一种挣扎的模样。她炒股不为开分店，只为给儿子攒出国留学的学费。2007年港股牛市，她听经纪说“涡轮以小博大，几千块能赚几万”，就把买菜钱、煲汤钱都省下来，跟风买了科技股涡轮。刚开始确实赚了几百块，她逢人就说“炒股比煲汤还容易”，后来干脆拉着街坊凑钱，凑了二十万加孖展买了一只小盘股。
可小盘股流动性差，等她想卖的时候，根本没人接盘。股价从一块二跌到三毛，经纪劝她“斩仓止蚀”，她却抱着“总会反弹”的念头，偷偷借了高利贷补保证金。最后股票停牌，成了废纸一张，高利贷的催债电话打到家里，儿子的学费没攒成，还欠了一屁股债。陈师奶白天去酒楼洗碗，晚上去街市摆地摊，头发半年就白了一半，再见到我时，她叹着气说：“阿叔，我当初要是听你的，不碰孖展，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还有些年轻人，刚毕业就一头扎进股市。2015年港股通开通，内地来的小伙子阿杰，拿着五万块积蓄开户，听说“港股手续费便宜”，就天天高频交易，想着“高抛低吸赚差价”。可他不知道，港股佣金有最低限额，每笔最少收100港元，他每次买卖几千块的股票，手续费就占了近一成，赚的钱还不够付佣金。更糟的是，他总在行情波动时慌神，早上高位买入，下午就跌了，急着割肉离场，结果刚卖完股价又反弹，来回折腾了半年，五万块只剩两万多。他拿着交易记录来找我，上面密密麻麻的买卖记录，像一张被撕碎的希望清单，他说：“阿叔，我每天熬夜看盘，上班都没心思，怎么反而越炒越亏？”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挣扎：有人把退休金投进“仙股”，结果公司停牌血本无归；有人听明星炒股的消息跟风入市，却不知道明星自己都在亏 ；有人在股灾时想抄底，却抄在了半山腰，越补仓越套牢。他们抱着“一夜暴富”忽略了港股的残酷——80的资金掌握在专业机构手里，散户既没有信息优势，也没有风险承受能力，跟风、加杠杆、听贴士，一步步把自己推向深渊。
茶餐厅里的讨论声，几十年没变过。从“置地饮牛奶”到“腾讯涨疯了”，从孖展到涡轮，从纸单据到手机app，变的是交易工具，不变的是草根股民的贪婪与恐惧。他们省吃俭用攒下血汗钱，想在股海里捞一桶金，却大多成了被浪潮吞没的沙粒。我常对他们说：“港股不是慈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