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震耳欲聋，群臣马上领悟到新的信号——皇帝嫌火还不够旺！
刚刚晋升的都察院左都御史钱谦益几乎是弹射而出。
他须发皆张，声音冰冷，仿佛将多年积怨淬炼成冰刃：
“陛下，臣补杨御史未尽之言——魏忠贤第三大罪：败坏祖制、紊乱国本！”
钱谦益不愧是文坛领袖，开口便从法统高度切入：
“太祖高皇帝定制，宦官不得干政，厂卫不得干预法司。而魏忠贤提督东厂期间，诏狱之囚，多由厂卫刑讯定案；朝堂进退，常凭阉竖一语决断！”
“此獠以阉奴之身，行宰相之权，此乃动摇国本、颠复纲常！”
“更有甚者——”钱谦益语速陡然加快，“天启六年，京师王恭厂大灾，死者万馀。其时谣言四起，谓‘魏阉弄权，天降灾异’。”
“而魏忠贤不思修德，反命厂卫大肆缉捕所谓‘造谣者’，致数百无辜百姓惨死狱中！此非止乱政，实乃丧心病狂，人神共愤！”
这段指控极其阴毒。
它将一场可能的天灾或意外爆炸与魏忠贤的权柄直接捆绑，借助“天人感应”这一儒家政治神学，给魏忠贤扣上了“获罪于天”的终极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