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得太松，皇上那边过不去；定得太严，满朝文武怕是要反弹，尤其是那些任期内有亏空、有过失的官员，必然拼死反抗，咱们内阁首当其冲要被架在火上烤。”
他顿了顿，看向三人：“诸位皆是老成持重之人，说说各自的想法，这制度既要‘过得去’，又不能‘捆太死’，该如何拿捏分寸？”
吏部左侍郎张捷最先开口，他身为吏部左侍郎，最清楚官员们的顾虑：
“元辅大人所言极是。如今满朝官员，不少任期内都有些首尾不清的帐目，或是人事安排上的遐疵。”
“若是审计制度卡得太死，比如要求逐笔核对帐目、事事留痕，怕是没人能过关，到时候必然群起而攻之，说咱们内阁故意叼难。”
“依我之见，不如先定个大致框架，只要求离任官员提交‘任内主要事项总结’和‘内核帐册摘要’，至于细节核查，交由六部对口衙门自行办理，内阁只做汇总备案即可。”
张捷还有个潜台词没有说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既给了皇上交代，又给官员们留了馀地。
内阁诰敕房办事官李若琳摇了摇头，反驳道：
“张大人此言差矣。若是只交‘摘要’和‘总结’，那这制度与此前的‘离任交接’有何区别？皇上要的是‘审计’，不是走过场。”
“若是力度太轻，清流那边必然会弹劾咱们‘敷衍塞责’，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咱们一样难辞其咎。”
“下官以为，至少要明确审计的内核事项：比如赋税征收、钱粮拨付、工程营造、人事任免这四项，必须提交完整帐册和凭证，其他事项可简化，但不能没有核查环节。”
礼部左侍郎周道登见两人争执，居中调和道：
“两位大人说得都有道理。张大人顾虑的是反弹，李大人顾虑的是圣意，二者皆不可偏废。”
“依我之见，不如采取‘先松后紧’之策：第一版制度只明确‘提交任内总结、内核帐册、未完成事项清单’三项硬性要求，核查权暂时归六部，内阁不直接介入具体核查，这样能避免直接与百官对立。”
“可以先征求各部意见，如有不妥，可酌情修订，慢慢增加核查细节、收紧标准——如此一来，既不会引发剧烈反弹，又能循序渐进地落实皇上的意图，咱们也能顺势脱身。”
三人各抒己见，张捷怕得罪阉党同僚，主张宽松。
李若琳怕触怒皇帝，主张适度严格。
周道登则求稳，主张渐进式推进。
黄立极听着三人的争论，心中渐渐有了主意：“周大人所言甚是，‘先松后紧’乃是稳妥之策。”
“就按这个思路来，第一版制度只做原则性规定，不设过于苛刻的条款，由都察院牵头负责，协同吏部、六科给事中共同实施。”
“这样既给了皇上台阶，又不至于把百官逼到绝路，咱们也能少担些风险。”
他看向李若琳：“若琳，此事便交由你牵头，明日午时前务必拿出草案初稿，行文要委婉，既要体现制度的严肃性，又不能有咄咄逼人之态。届时再议。”
“下官领命。”李若琳躬身应下。
张捷和周道登也起身行礼，见大事已定，便各自告辞离去。
送走三人，值房内只剩黄立极一人。
他拿起另一份空白奏纸，目光落在“魏忠贤荣退恩赏”几个字上，眉头皱得更紧了。
这事儿比离任审计制度更难办。
审计制度还能交给下属草拟，荣退恩赏的赏格和措辞，却必须他亲自操刀——
赏得太厚，清流会弹劾他“阿附权阉”。
赏得太薄，魏忠贤虽失势，但东厂和锦衣卫的残馀势力仍在，万一狗急跳墙，必然会把他拖下水。
更重要的是，他摸不准皇帝的真实心思，是真的想让魏忠贤平安落地，还是想借“恩赏”试探各方反应，后续再行清算？
黄立极起身走到书架前，翻出天启年间的旧档，看着上面魏忠贤的履历：
“伺奉先帝多年，提督东厂，稳定内廷，虽有专权之嫌，然亦有辅政之功……”
他反复斟酌，最终下定决心——以“稳”为主，功过皆提，赏格适中，不偏不倚。
功，便写“伺奉两朝，恪尽职守，提督东厂期间，侦缉奸邪，稳定内廷，辅佐先帝处理朝政，颇有辛劳”。
过，便隐晦提及“任内行事偶有争议，然皆出于辅政之心”。
赏格，则定为“致仕还乡，赏良田两千亩、白银两万两、上等绸缎百匹，赐‘荣休伯’虚衔，不掌实权，食俸禄终身”。
既给了魏忠贤足够的颜面和物质补偿，又剥夺了他的实权，不至于让清流过度反对，也给皇帝留下了后续操作的空间。
黄立极拿起笔，蘸了醮墨，却迟迟没有落下——
他知道，这短短几行字，牵动着朝野格局，也关乎他自己的身家性命。
最终，他深吸一口气，一笔一划地写下票拟底稿，每一个字都斟酌再三，力求有事实依据，无懈可击。
而最终定稿，还需等魏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