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不得不承认高丽王国与其政权并立的现实。
面对蒙古人的征讨，高丽人一度采取“迁都避战”的策略，甚至躲到海上继续对抗，试图重演过去几百年的故事，拖垮这个新对手。
然而，他们这次面对的是蒙古人，对征服拥有近乎无尽的欲望和可怕的轫性。
一次征伐未能彻底征服？那就再来一次！
这场残酷的征服与反征服战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四十年之久！
蒙古人前后发动了六次大规模征伐，铁蹄一次次揉躏高丽国土，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
直到高丽国力耗尽，民生凋敝，再也无法支撑这场不对称的战争，高丽王室才被迫放弃抵抗，向蒙古人称臣纳贡。
忽必烈创建大元后，在大蒙古国武力征服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蒙元与高丽的宗藩关系。
他强迫高丽国王娶蒙元大长公主为王后，以此定下两国的“舅甥”之名。
这等看似亲厚的联姻背后，实则隐藏着极其深远的政治算计——通过掌控高丽国王的后宫，进而操纵高丽王位的继承，从根源上加强对这个轫性极强的藩属国掌控。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廷以筹备第二次跨海东征日本为由，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征东行省。
征东行省与其他元朝本土的行省不同，其治所直接设在高丽国都，并以高丽王王睶兼任征东行省尚书左丞相。
此举名义上是方便协调征日事宜，实则是在高丽原有的国家行政体系之上，强行楔入了一套元朝的官僚和监督系统，进一步强化了对高丽内政外交的控制。
到了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元成宗更是以高丽王“擅改礼仪、有违藩制”为借口，直接派遣蒙古贵族官员出任征东行省平章政事这一要职。
这一任命，事实上架空了高丽王的权力，几乎等同于剥夺了高丽国自身的治理权，使其彻底沦为元朝的一个特殊行政区。
虽然十一年后，元武宗即位后，为了缓和国内外矛盾，撤回了在高丽的蒙古平章政事，恢复了“以高丽国王为丞相”的旧制，给予高丽一定的自治空间。
但纵观蒙元这些年来对高丽的政策，无论细节如何微调，“严密控制”与“逐步消化”的大战略方向始终没有改变。
高丽在经济（需向元朝缴纳巨额岁贡）、外交（一切对外交往需经元朝批准）、军事（元朝可随意征调高丽军队出征）、政治（高丽王继位需元朝册封，重要官职任命受元朝影响）等方面，都已丧失了独立性，被蒙元牢牢掌控。
正因如此，元廷发出的一纸诏令，高丽王王颛即便内心万般不愿，也只能倾尽国内本就紧张的国力，又是派兵又是输送粮草，丝毫不敢违逆，生怕招致宗主国的雷霆之怒。
而柳濯之所以年纪轻轻，便能跻身高丽重臣之列，执掌京畿兵马大权，除了其个人能力之外，更离不开他的家庭出身和两国特殊的宗藩关系。
其祖父柳清臣，出身于高丽社会底层的“部曲吏”家庭。
在由“两班”世袭贵族牢牢把持国政的高丽王朝，他这种卑微的出身，在正常情况下，即便立下滔天功劳，仕途的顶点也只能到正五品官，便再无寸进可能。
柳清臣能奇迹般地突破这严苛的出身桎梏，实现阶层跨越，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他精通蒙古语。
其人多次以“译语通事”（翻译官）的身份，随高丽使团前往大都，凭借其出色的语言能力和善于应对元廷官员的本事，逐渐得到了高丽忠烈王的赏识和宠信。
后来，他又因为及时向高丽王室传递了蒙元“乃颜之乱”的重要消息，使得高丽得以提前准备，避免了卷入这场波及甚广的叛乱之中，立下了大功，由此受到重用。
此人历仕高丽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三朝，最终官至都佥议政丞（相当于宰相之首，百官领袖），受封高兴府院君，成为了高丽政坛上百年难得一见的传奇人物，一个底层逆袭的典范。
不过，柳清臣并没能做到善始善终。
晚年，他卷入沉王之乱，被迫仓惶出逃，最终客死异乡，其家族也因此受到政治清算，一度衰落不堪。
柳濯虽然凭借其祖父残留的政治馀荫得以入仕，但在高丽国内，他非但没有什么稳固的根基，反而因为祖父那段不光彩的往事，面临着不少政敌的攻讦和排挤。
他个人仕途真正的转折点和快速上升信道，始于早年按照高丽贵族子弟的惯例，入元充当“宿卫”。
在此期间，他成功迎娶了一位蒙元大臣朵儿赤的女儿。
这桩婚姻，不仅仅是一般的联姻，更是他获得了蒙元上层统治集团认可的重要标志，为他铺就了一条通往权力高层的“快车道”。
凭借这份特殊的“资历”和岳家的暗中支持，柳濯归国后仕途一帆风顺，短短数年间便屡获升迁，身上的“亲元派”标签也因此变得愈发鲜明和牢固，再也无法撕下。
此番响应脱脱征调出兵，柳濯自然成为了高丽国内最积极、最主动的将领。
石山穿越此世，得知蒙元在高丽设有征东行省后，便一直注重搜集与高丽相关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