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小。如果用荷兰技术，试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失败了，不仅浪费一个月，还要回头用日本技术，耽误两个月。
风险决策。他想起父亲谢继远当年决定“701”厂军转民时，也是这样的时刻：前面是未知，后面是绝境，必须选一条路。
晚上，他约了侄子谢明诚吃饭。小伙子现在在市委信息中心干得不错，开发的“建设项目管理系统”已经在几个工地试点。
“小叔，要我说，就试荷兰的。”谢明诚听完情况，直接表态，“日本技术是成熟，但贵，而且咱们永远只能跟着别人跑。荷兰这个要是成了，咱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以后类似工程都能用。”
“但风险呢？”谢望城问。
“风险肯定有。但深圳是什么地方？特区！特区的‘特’，不就是敢试敢闯吗？”谢明诚眼睛发亮，“小叔，您想想，要是当年武陵山不敢试五轴机床，现在能接德国订单吗？”
这话击中了谢望城。确实，“701”厂能有今天，不就是一次次在未知中摸索出来的吗？
第二天，他向梁副市长汇报。梁副市长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问：“望城，技术上，你有几分把握？”
“五分。”谢望城实话实说，“试验成功，就是十分；失败，就是零分。”
“五分……”梁副市长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深圳的夜色灯火辉煌，远处工地的探照灯像一把把光剑，刺破黑暗。“当年中央决定建特区，连三分把握都没有。干了，才有了今天。”他转过身，“我支持你试。一个月时间，我给你。成了，我给你请功；败了，责任我担。”
试验开始了。荷兰设备运到现场，是个庞然大物，钻杆有三十米长，喷头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范德维尔带着两个荷兰工程师，每天泡在工地，调试设备，修改参数。谢望城全程跟着，记录每一个数据。
第一根试验桩，失败了——水泥浆液压力不够，桩体不均匀，强度只有设计要求的一半。
第二根，调整浆液配比，桩体强度达标，但直径不够。
第三根，调整喷头旋转速度，直径达标，但水泥用量超标百分之三十。
第四根，第五根……
试验进行到第二十天，已经是第七次尝试。范德维尔的眼睛里都是血丝，荷兰工程师开始怀疑这个项目是否可行。连工地上的中国工人都私下议论：“洋鬼子那套不行吧？还是小日本的技术靠谱。”
那天傍晚，第七根试验桩的检测结果出来：强度、直径、水泥用量，全部达标。
现场先是寂静，然后爆发出欢呼。工人们把安全帽抛向天空，范德维尔和谢望城紧紧拥抱——这是欧洲人表达激动的方式，谢望城不太习惯，但那一刻，他理解了。
“谢，我们做到了！”范德维尔用生硬的中文说，“在荷兰，这样的地质，我们也要试十几次。你们只用了七次！”
试验成功，批量施工随即展开。荷兰高压旋喷桩的效率比日本深层搅拌桩高出百分之四十，成本低百分之二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试验，“701”厂派来学习的两个技术员全程参与，掌握了全套技术——这意味着，中国有了自己的软土地基处理能力。
消息传回北京，郑培民主任打来电话：“望城，部里领导知道了南鹏机场的技术创新，很重视。他们问，能不能把这个技术形成标准，在全国推广？”
谢望城想到了小陈在武陵山写的那本《五轴加工实用百问》。他说：“郑主任，我建议，把这次试验的全过程——包括失败的数据、调整的方法、最后的参数——整理成技术手册。就像我们厂里老师傅传手艺那样，把经验变成可复制的方法。”
“好主意！”郑培民说，“我马上组织人。对了，你父亲那边，最近也有突破——他们用五轴机床加工出了航空发动机的叶片原型，已经在西安通过了初步测试。”
父亲成功了。谢望城握着话筒，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骄傲，思念，还有一丝遗憾——如果此刻能在武陵山，亲眼看到那片叶片在阳光下旋转，该多好。
但他知道，他在这里，父亲在那里，都是在做同一件事：让中国工业，从深山里走出来，从特区里走出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八月初，填海工程完成百分之八十。站在指挥台高处望出去，曾经的滩涂已经变成一片平整的土地，像一块巨大的画布，等着绘制更壮丽的图案。
谢明诚来找他，带来一个好消息：“小叔，我们那个管理系统，市里决定在全市重点工程推广。还有，香港几家建筑公司看了演示，也想引进。”
“好事。”谢望城说，“但你记住，系统是工具，人才是根本。再好的系统，也要有好的人来用。”
“我懂。”谢明诚点头，“就像您说的，设备要保养，系统也要维护，人更要学习。”
侄子长大了。谢望城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刚考上大学，第一次离开武陵山，第一次看到山外的世界。而今天，他的侄子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计算机和软件，参与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这就是传承。不是手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