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无人记录，士绅隐匿田产、逃避赋税的现象死灰复燃，甚至比洪武初年更加严重。”
这一点是无可避免的。
朱高炽与朱雄英心里面都明白。
因为老朱是从尸山血海中走出的杀伐果断的开国帝王，凭借铁腕手段扫平群雄、定鼎天下，对贪官污吏与不法士绅的惩治更是毫不手软。
洪武年间，他推行严刑峻法，剥皮实草、株连九族的刑罚震慑朝野，无论是开国功勋还是地方缙绅，但凡触犯律法、贪赃枉法，皆难逃雷霆追责。
空印案、郭桓案等大案中，数万官员士绅伏法，朝堂几度为之一空，这种铁血手腕让群臣百官对他的畏惧深入骨髓，即便多年过去，提及洪武旧事，仍有不少人噤若寒蝉。
而新帝朱标则截然不同，他自幼师从宋濂等大儒，深受儒家仁政思想熏陶，是出了名的宽厚仁慈。
监国理政期间，他屡次劝谏老朱宽宥刑罚、体恤民情，为不少官员减免罪责；登基之后，更是废除苛法、轻徭薄赋，对待群臣以礼相待，即便有人犯错，也多以教化为主、惩罚为辅。
这种宽柔的执政风格，与老朱的铁血形成鲜明对比，也让百官逐渐放下了洪武年间的惶恐，却也让部分士绅与官员生出了侥幸之心，认为新帝仁厚，或许会对既得利益群体网开一面。
正是这种帝王风格的差异，使得老朱当年能以雷霆手段压制士绅阻力、奠定赋税根基，而朱标即位后宽省刑狱，推行新政万象更新，地方官员士绅当然会蠢蠢欲动，再次勾结在一起贪腐受贿。
这一点从一开始便已注定，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