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富裕村子不同：家里有余粮，甚至雇得起帮工，孩子不必“以劳代食”。
家长更看重“识文断字能帮家里管账、跑商”，对上学的抵触会小得多。
比如长安周边的樊川、洛阳近郊的村落，或是像拷楮村这样因煤矿、琉璃产业富起来的村子，农户有余力让孩子每天抽两三个时辰上学，农忙时停课也能接受。
朝廷只需针对性补贴：给学堂送些笔墨、派个老秀才兼课，再对办学的村子减免半成赋税一一对富裕村而言，这点“甜头”足够撬动他们尝试。
“朝廷鼓励”要藏锋芒，避世家锋芒，重“实用”破抵触。
世家反对的核心是“知识垄断被打破”，但若试点学堂不教科举经义，只教“识字、算数、写契约、看告示”，反而能减少阻力。
朝廷可明说：“此非为取士，只为百姓能算清田租、看懂律法，少受奸猾之徒蒙骗”。
这话既符合李世民“安民生”的调子，也让世家挑不出错：总不能反对“让百姓看懂自家田契”吧？鼓励方式要“软”，不强制，只表彰。
哪家村子办学堂，就给村正挂块“教化有方”的牌匾，让他在乡绅里体面。
孩子学满一年能写家书、算清账目，就给家里发两斗官粮当“奖励”。
对农户而言，“读书能换实在好处”，比空喊“教化”有用。
对世家而言，这种“不碰科举、只扫盲”的学堂，暂时够不成威胁，未必会急着打压。
试点的核心是“积累经验”，为将来铺路。
李世民真正的心思，是借试点摸清“教育与民生的平衡术”。
比如农忙时如何停课、如何用沙盘代替昂贵的纸张、如何让农夫信得过“读书不耽误干活”…这些细节，非一纸政令能解决，必须在实践里磨。
更重要的是，试点能培养“基层火种”：富裕村的孩子学会识字后，或成村里的“记账先生”，或帮邻里写书信，慢慢让周边农户看到“读书的好处”。
等十年八年，这些孩子长大，若有人能凭本事进县府当小吏、或把家族生意做得更大，自然会成为“读书改变命运”的活例子。
到那时，不用朝廷强推，普通农户也会盼着孩子上学，世家的反对声会越来越弱。
说到底，这种“试点+鼓励”的路子，是把“义务教育”的宏大目标拆解成“让一部分村子先尝到甜头”的小步。
它不触碰当下的生存根基，不与世家正面冲突，却能像楮楮村的火种那样，慢慢把“读书不是奢侈品”的念头，种进更多人心里。
对李世民而言，这或许是在贞观年间，最能靠近“义务教育”理想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