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穿越了，穿越到了一个有路宽的世界，好像突然蹦出了这么一个硬茬，还越来越硬。
他并非某个可被舆论裹挟的个体，而是一个精密运转的文化、资本、权力复合体。
当批判失去对象，当愤怒找不到标靶，剩下的当然只有弥漫在茶杯上方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罗长平最终还是没能说服谨慎的李教授，在车里给领导打去电话。
“戴社长，李教授不愿意配合。”
“什么？日内瓦协会的名额都打动不了她吗？”
罗长平苦笑道：“她只问了一个问题，朱大珂什么时候能出来，你叫我怎么回答她？”
“……”电话另一头的戴自耿无奈道：“我知道了，辛苦了老罗，回家休息休息吧。”
“对了。”戴自耿补充道：“先把剩下的通稿安排发掉吧，不要等了，这事儿就讲求个一鼓作气。”
“好的。”
戴自耿暗自叹气，这事儿对他来说又何尝不是个走钢丝的危险活儿，万一被伏地魔知道自己参与过这档子串联，自己估计也要被串起来了。
但屁股决定立场，有些事再害怕，为了心中的“理想”和狗粮也是要赴汤蹈火的。
不然凭什么让他坐在这个位置？
颇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反动派现在被伏地魔迫害得都要自比烈士了。
戴社长掏出另一部手机，给广告金主老会长去了个电话，聊天的时间不大长，但对方的心情显然也不大好。
这通显然不大愉快的电话，在互道一句新年好后挂断。
罗长平根据领导的指示迅速发出提前准备好的通稿，看起来全社会似乎都掀起了一场针对老赵的大批判。
简直要把这位无辜卷入时代洪流的农民艺术家，压得喘不过气。
《心惊报》深度报道主编罗长平：《不差钱》里的那两个字，我甚至在报道中都不愿提及，这侮辱的是所有被主流压迫的少数者。这种粗鄙的语言暴力，与小波笔下“沉默的大多数”形成残酷对照。
《南周》新年特评中，评论员严烈山发表《春晚需要怎样的笑声》：
“某些小品相声简直就是审丑文化的胜利，当九亿农民用脚投票时，我们这个民族正在丧失对高雅艺术的鉴赏力。看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再看看东北炕头上的耍猴戏吧！”
《心惊报》主编程艺中：从忽悠三部曲到《不差钱》，这些伪现实主义作品，本质是权力对底层民众的规训工具。那些嘲笑范伟的桥段，何尝不是既得利益者对普通人的精神霸凌？
矮大紧也不甘寂寞，在微博发文：某小品团队以往的作品对残疾人的模仿，本质上与纳粹嘲笑犹太人无异，这样的精神落后，也许是我们需要警惕和注意的。
大年初一下午两点，朝阳区单向街书店的文化沙龙上，在百忙之中应邀出席的李教授面对两百多名高校学生、教授、艺术家们再次强调：
“同志们”！
《不差钱》不是喜剧，而是一场文化暴力。
我们今天讨论的，绝不仅仅是一句台词的问题，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歧视！
他的小品，表面上是在逗乐观众，实际上却在固化一种野蛮的、落后的价值观——
它把‘屁精’这样的词汇，轻飘飘地扔进全国观众的耳朵里，让几亿人在笑声中，无意识地接受了这种对同志群体的污名化。
这种作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倒退。它把东北农村的粗鄙语言包装成‘接地气’，把对弱势群体的调侃美化成‘幽默’，把低俗当有趣，把歧视当笑料！
请大家一同抵制！
这段演讲视频在网络疯传，意志不坚定的网友们也被被广大舆论带入了“习惯性”反思的思维怪圈。
支持者以普通观众为主，他们认为小品只是娱乐、台词并无恶意，批评者过于上纲上线。
这部分声音虽然数量庞大，但缺乏组织性，多表现为情绪化反击，难以形成有效的舆论对冲。
这帮舆论推手以文化学者、少数群体权益倡导者们组成，他们以“文化歧视”“低俗媚俗”为切入点，将《不差钱》定性为“文化暴力”，并呼吁官方深入审查。
节目组虽暂时取消《不差钱》的评奖资格，但未进一步定性。
但光是舆论的持续发酵已让当事人陷入被动，若官方最终采纳批评意见，可能对其艺术生涯造成深远影响。
对于依靠个人ip的打造来维持各方面关系和商业帝国的农民艺术家来说，这是致命的。
晚上八点，这些年也见多了风雨的小品王在家里和小舅子喝着闷酒。
本来是要回东北老家的，因为这档子事儿，他还真的不能不留在北平，不然各方面关系不能第一时间联系上。
有些话和事情是电话里无法沟通的。
“姐夫，你说那几位领导什么时候能发话给咱解决问题？”
赵苯山摇摇头：“不知道，这世道本就雪中送炭的少，落井下石的多，这一下午你也见到了有些人是怎么说的了？”
下午老赵也做了些针对性的反击，譬如请几家报纸杂志来家里做了采访，几位圈内好友的发声等等，但